百年綦轍低迴遍

——《全島總罷工：殖民地台灣工運史》後記


1. 反抗絕望

殖民地工運的內外在條件，和當代台灣自主工運已有極大差異，這導致當年許多戰略、戰術與操作幾乎不可能複製到今天。比如說，在《勞資爭議處理法》的框架下，聯合組織並沒有罷工權，因此，除非工人階級決定挑戰法體系，工運幾乎不可能重現「全島總罷工」。反之亦然，今天許多情況也不可能出現在當年，日本時代沒有「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保護被打壓的工會幹部，統治階級的鎮壓力道更遠超過今天。

對比今日相對成熟的「法治國家」，百年前台灣勞工所面對的叢林法則、民族歧視，彷彿一個陌生的異世界。那麼，殖民地台灣工運史對今天還能有什麼意義呢？

首先必須確立一個觀點——兩個時代工運的差異並非「質變」，而是同類物在不同社會經濟條件下的「變形」。戰後勞動三法的實施確實改變了工會生態與鬥爭手段，然而，由於現代國家與雇傭勞動持續存在，勞、資、政三方所做的事基本沒有改變。如果視此差異為「質變」，兩個時代交相參照的可能性將被關閉，其共通處亦無法得到解釋。如若不然，今日的台灣人方有可能從歷史裡得出一些教訓。

簡單舉例，《勞資爭議處理法》以冗長法定程序規範罷工權，同時也提供了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保護工會；《工會法》則在戒嚴時代消滅了跨廠場的產業工會，導致台灣勞工難以形成自為階級，然而，卻也提供法定會務假確保工會運作。在知曉台灣工人曾經發動全島總罷工，並藉跨廠場產業工會調度、配置全階級內部的資源以後，方才知曉那些被今日法體系所排除的「可能性」是什麼。保障和限制乃是一枚硬幣之兩面，勞動三法不只是保護勞工，更是國家用來馴化勞工，塑造其所願望之階級生態的治理工具。

對我而言，歷史演化、滄海桑田的教訓是某種「想像力」的結果，它教導人們，眼前所見一切牢不可破的現實，皆未必亙古不變、自然而然。

比如說，習慣了企業工會架構的今日台灣人，很難想像台北日華紡織會社的員工，會為一間遠在高雄的工廠發動罷工；習慣了《團體協約法》的架構，很難想像複數公司的資方跟複數公司的勞方進行集體協商，甚至由甲公司的工人跟乙公司的資方進行談判，進行某種交叉攻擊，以緩解廠場內勞資關係的打壓力道。

這些因為「失去歷史」所導致的「想像力匱乏」，其概要可以描述成——原來工運曾有人這樣搞，原來今天的現實並不是真正的現實。在兩個可能世界的對照下，自主工運自身的歷史定位可以重新出土。殖民地工運既是自主工運的他者與鏡像，也是構成了自主工運的自我的前提。

回頭認識殖民地台灣工運史，不只是重見台灣工人階級馴化以前的面孔，更是重新認識當代，重新認識那個通往未來的自己，而不是過去的自己——變革性的政治想像可以由此開啟。

譬如，解僱事件雖為權利事項，殖民地工人不上法院，直接罷工；罷工以前也不經調解，沒有什麼預告期、冷凍期，務必不讓資方和客戶有機會做準備；罷工糾察隊不只守護罷工封鎖線，更要巡狩廠區周遭村落，破壞公司徵才活動，瓦解替代性勞動力來源；一廠之內的勞工撐不過罷工斷薪，則由上級工會命令全島基層捐款援助，調度全階級之資源。所有這些操作與經驗，今天縱不太可能發生，卻足令人重啟政治想像中的「刀槍棍」。誠如從前曾茂興所言，刀法、槍法、棍法才是真正的勞動三法。

面對著無法撼動的巨大結構，人們往往只是陷入絕望，隨後，人們把絕望的內化稱為理想性的消滅。然而，無論用上多麼正義的理由，即便把自身最激進的行動給禁止了，終於拒絕去挑戰結構了，某種被徹底擊潰的挫敗感卻依舊保存下來——因為在絕望中放棄自己同樣不符合人性。可悲的是，這卻是資本主義現代性作用在勞動者身上的病徵，繁榮的城市裡行走著無數被掏空的靈魂。

對我而言，歷史正是人類被拋擲到此類絕望之地時，其中一種救贖方式。當它指出眼前的現實不是現實，作為主體的人遂得以變得更為現實，現實到足以在具體條件的限制中看見另個「異世界」，開啟行動與變革。在此意義上，殖民地台灣工運所處的可能世界從未消失，蔣渭水、連溫卿、蘇新、王萬得從未消失，民眾黨、老台共與台灣工人階級的政治化也未曾消失——他們不存在於過去，而是存在於未來。

歷史說，縱使凡存在的必然合理，但眼前合理的存在並不是必然。因此，歷史它反抗絕望。


2. 書寫歷史

《殖民地台灣工運史》乃是由我的碩士論文《殖民地時期台灣勞工抗爭史》改寫而成，主要是修正錯誤、增補文獻、清晰論點，又花費我三年工餘時間。最初的版本脫稿於2014年，正是三一八運動發生的時候，有時早上寫論文，晚上便到立法院外看朋友，在行政院外遭遇警察；數年後我已在桃園市產業總工會工作，分別對殖民地工運史進行了二度、三度的改寫，期間與2016年至2018年一系列罷工與抗爭共時。

本書在寫作的過程中得到許多的人幫助。首先要感謝吳密察、林欣宜、黃美娥三位教授費心跟我討論內容，指引方向。也感謝慈林教育基金會、國家藝術文化基金會、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以及前衛出版社、鄭清鴻學長，讓本書的寫作與出版成為可能。再者，則要感謝桃園市產業總工會與南亞電路板錦興廠企業工會對我的照顧，特別是南電工會第四屆理監事會與章秋雲秘書。

中央研究院的林文凱老師曾在《台灣學通訊》第105期〈昭和經濟危機下的台灣勞工運動（1927-1933）〉，以其經濟學專業給予我深刻提點，指出碩論版本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在此表達真誠的感謝。

值得對話的一點，林文凱老師提醒，今人應注意蔣渭水與連溫卿的史觀，兩人受限於工人革命政略，導致該史觀無法掌握當時經濟變化的全貌。這是確實的，人的觀點總會受到自身條件的限制，然而，他們的看法有另種特殊價值，因為它產生自當年基層勞工的真實困境，具體而微地呈現了工人奮鬥、突破的軌跡。

當年基層工運發展出來的史觀，如果要具備與時推進的、更廣泛的解釋力，它就需要被今人繼承與發展，否則，終究只能成為一個中斷的、破碎的傳統。如果沒有更多人在其中思索，該史觀與其中寄託的願望也僅僅是過去的歷史，而不是延續到今天的歷史。

一九二〇年代晚期曾有一群人，無懼於當權者的壓力，在各個工廠裡累積台灣勞工的自主力量，串上串下鬥不停，蔣渭水、連溫卿不過其中之二。今天，我也看到各式各樣的人在不同位置上努力，有人在各地工會裡勞心勞力；有人試著發展勞工的政治力量；有人提供法律、技術等各種資源；有人協助移工、非典與遭遇職災的更弱勢者爭取保障。

在我工作的南電工會裡，我也看見幹部們如何在日常生活裡維持一個四千人的工會繼續運轉，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大規模的虧損裡依舊爭到調薪，不景氣的時候擋下派遣制度，管理不當時有人介入喊停。沒有工會的一般受薪者很難想像，雇主那種時不時逼近的「軟土深掘」有可能被工會即時阻擋。這讓我相信，工會裡懸掛曾茂興當年題字的匾額「伸張正義」是有可能的。

回到《殖民地台灣工運史》的書寫上。由於本書的寫作目的為「重述被遺忘的歷史」，汲汲於呈現史料內容，因此，具有清楚的資料彙編或故事集之性質。在敘事結構上，本書並非如一般論文以問題意識為核心切入，相反，專注在整理、釐清各工運事件的來龍去脈，只因為先前沒人做過這份工作。

這種「羅列史料」的寫法，其好處是儘可能多地保存歷史記憶，然而，壞處則是難以呈現核心命題，以及問題意識容易模糊——當「拒絕遺忘」成為重點，那所有史料都是重點。巨大的資料量也導致本書無力進行理論性的探討，然而，相信在史料整理完畢後，往後的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社會運動家，將更有條件進行抽象工作，追問更深刻的問題。

本書只是一個基礎，只是彙整了過去工人運動留下的痕跡，期待後之來者更充分地運用這批資料，屆時，台灣史作為深藏的礦脈方能展露其真正價值。詩云，百年綦轍低迴遍，忍作空桑三宿看？是以為誌。


2019-04-19 完稿

在愛丁堡的中秋節

前兩天中秋節，彭宏達傳訊息問我，國外的月亮有沒有比較圓？我到戶外去，因為時差的緣故愛丁堡還是白天，空中沒有月亮，卻看到蘇格蘭社會主義黨（Scottish Socialist Party）。

他們在路邊辦連署，認為該把最低工資提高到所有工人每小時10鎊的水準，且主張蘇格蘭獨立。

年輕的黨工告訴我，英國的最低工資制度居然是有差別待遇的：16-17歲的工人每小時4.35鎊，18-20歲的工人每小時6.15鎊，21-24歲的工人每小時7.70鎊，25歲以上，每小時8.21鎊。他說，年輕人的工資等同於「垃圾」（rubbish）。這裡的餐館一頓飯動輒7鎊，甚至10鎊以上。

原來統治階級運用差別待遇，把勞資問題偷換成世代問題，這手段全世界都在用。因此，他們主張最低工資應當一視同仁，提昇到同個更好的水平。

大幅提高最低工資的政策在英國，遭遇到跟台灣一樣的質疑，就是中小企業會倒閉。甚至公部門對民眾的服務也將難以維持足夠人力。但蘇格蘭社會主義黨卻認為，工資提高連帶也會提高內需消費，以及稅收，已足夠使中小企業與公共服務維持運轉、度過難關。

照片中拿麥克風的人是Collin Fox，他是黨的共同發言人（co-spokesperson），住在愛丁堡。據說早在1984、85年英國礦工總罷工中，他就以組織者的身份在工會裡工作著，對抗著柴契爾夫人消滅工人陣地的政策。當蘇格蘭諸多政黨組織成「Yes Scotland」聯盟推動蘇格蘭獨立公投，Fox擔任SSP在聯盟中的代表。

2014年公投結果出來，44.7%的選民主張獨立，55.3%的選民反對獨立，投票率高達99.9%，這已經是很小的差距。

黨工們也告訴我，現在北愛爾蘭Harland & Wolff造船廠全體123名工人正在罷工，並且已經佔領工廠，封鎖了所有出入口。這是當年建造了鐵達尼號的船廠，也是當地產業的重要象徵。工人以佔廠為籌碼，要求英國中央政府將造船廠「重新國有化」（renationalise），或者至少該為造船廠找到一個新的經營者。

故事是這樣的。沒幾個月前英國Johnson政府突然宣佈要在East Belfast當地發展觀光產業，授予MJM Marine公司獨占經營權，以9百萬鎊收購Harland & Wolff船廠——政府說，MJM公司將協助原有工人到郵輪去從事新工作。然而，就在在這筆收購完成前兩週，MJM Marine突然跳票，宣佈他們只願意出2百萬鎊，並且不包含原先協助工人轉置新職位的計畫。

我想起台灣的國道收費員，遠通獨占ETC業務的時候也向政府承諾轉置工人，卻跳票了。當工人開始抗爭，遠通卻在轉置過程中百般刁難，用各種方式改變工人原有的待遇。

在北愛爾蘭，Harland & Wolff的工會組織了一個代號「眼鏡蛇」的委員會（Cobra Committee），一方面動員佔領工廠，一方面，他們要求北愛爾蘭民主聯盟黨（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向Johnson政府施壓，取消收購，重新國有化。
民主聯盟黨是一個親英格蘭的政黨，他們有跟中央政府溝通的管道，但最初並沒有意願為工人採取實質行動。工會於是以「反輔選」向政黨施壓——如果民主聯盟黨不動，他們將在East Belfast的工人社區中反向動員，叫大家在即將到來的普選中不要投給它。

政治上的施壓為工人爭取到一個新的機會：政府將遣散日期向後推到今年9月30日。工人認為即使沒有資方，自己也具有獨立運作工廠的能力——光是政府宣佈結束營業以後，就有廠商聯絡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鎊的維修訂單詢問，根本不需要廢棄原有的業務。

遣散日期展延以後的狀況證明了工人的想法。有意願接手船廠經營的公司紛紛出現，至少有2到5間，說明了政府原本就沒必要直接把經營權交給MJM Marine獨占。且這些廠商多認為Harland & Wolff具有綠色產業（green industry）的技術，該往那個方向走，而非直接轉軌到觀光，任由技術與背後整串產業鍊消滅。

黨工告訴我，從北愛爾蘭到蘇格蘭，數千名工會分子都在關注這場罷工的過程、啟發與教訓，因為這場罷工證明了工會活動的潛在實力，以及工人階級集體行動對產業發展的影響力。Harland & Wolff的工廠仍在佔領中，不知道結果會如何。或許下次再遇到這些黨工，他們會跟我說更新的情況。

至於月亮，因為晚上下雨了，最後我也沒看到。即使是圓的，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稍留。


2019-09-15 於臉書

有關2019英國大選

昨天英國大選結果出來，保守黨獲得壓倒性勝利。總理Boris Johnson也在選後宣告，民意支持他的脫歐方案，明年一月底前英國一定脫歐。保守黨在選戰中獲得365席次，工黨只有203席次，值得注意的是，公開主張蘇格蘭獨立的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成為國會第三大黨，拿到48個席次。這暗示了下一輪英國政治上最大的難題，將是蘇格蘭獨立公投。

有人認為英國工黨敗選主因是經濟政策太過激進，但這種說法，其實沒有考慮到英國內部圍繞著「主權問題」的諸多爭議、特別是英格蘭與蘇格蘭之間分歧的政治願景，以及這些問題的交互作用。

蘇格蘭的主流民意反對脫歐。在2014年獨立公投中，55%選民反對獨立，其中主因是蘇格蘭如果脫英，也將連帶脫歐。但現在情勢逆轉了。英國即將脫歐，蘇格蘭主流民意卻依然反對脫歐，也討厭保守黨十年執政卻對蘇格蘭經濟之沉淪冷眼旁觀。一個多月前，蘇格蘭民眾才在愛丁堡發動了20萬人的反脫歐大遊行，昨天勝選的保守黨卻決定不顧蘇格蘭民意，宣言把脫歐硬幹到底。

在這次選戰中，蘇格蘭民族黨主席Nichola Sturgeon宣稱將在大選後推動第二次獨立公投，讓真實的民意可以呈現。獨立後的蘇格蘭將有資格以自身國家名義加入歐盟。

蘇格蘭民意的流向讓民族黨的席次在這次大選中大幅上昇，同樣地，也吃掉了工黨在蘇格蘭的選票。其中一個原因，工黨主席Jeremy Corbyn始終不對脫歐議題表態反對，許多蘇格蘭人轉而寄希望於獨立公投。另一個讓Corbyn腹背受敵的原因，工黨在蘇格蘭的地方政治上需要民族黨的合作，因而謠傳Corbyn與Sturgeon有共識，如果工黨勝選將放行蘇格蘭獨立公投。這導致支持英國聯合的選民視Corbyn為分裂國家，投不下去。

獨立公投能否順利舉辦將是蘇格蘭民族黨的下一個挑戰。保守黨總理Boris Johnson今日已宣示自己不會舉辦第二次獨立公投，而蘇格蘭民族黨目前束手無策。事實上，當大選前英國社會看衰Boris Johnson這位滑稽總理的選情，脫歐民調的結果已暗示了保守黨的勝利。蘇格蘭電視台（STV）訪問民族黨的候選人，如果保守黨成功連任，他們對獨立公投的B計畫是什麼，民族黨人則回應：我們不需要B計畫。

可以知道，除了Boris Johnson個人的政治生涯得到鞏固，脫歐成為定局，英國這次大選並沒有解決太多問題。全民健保（National Health Service）資源匱乏的危機，不但沒有在選舉中得到重視，更謠傳Johnson將引進美資醫療企業，讓他們分一杯羹。更重要的，蘇格蘭獨立運動將因為保守黨漠視、壓抑民意的政策，而得到進一步增強。這恐怕是自1707年蘇格蘭與英格蘭聯合成為大英帝國以來，蘇格蘭獨立運動最為高漲的歷史時刻。

回到一開始的提問，英國工黨敗選真的是因為經濟政策太過於激進嗎？對英國選民而言大選不單純是民生問題，更重要的是主權問題。對我而言，飄洋過海來到愛丁堡，再一次見證了基層人民因為政治情勢，不得不在國家主權與民生問題之間做出選擇，好像兩者只能對立。但真正的問題，其實是人們沒有更多選擇。


2019-12-15 於臉書

真實

近十五年前，我還是大學生的時候，有朋友問我，畢業後你打算做什麼工作？那時仍是風和日麗的每日每日，我們在杜鵑花樹旁放肆地玩著滑板，研究各種把板子卡上鐵杆、翻著落下樓梯的招式，也在花下飲酒，隨便就醉倒在地上。

我回他，大概找個書店裡的工作，讓我可以繼續讀書、寫詩，這樣很好了。朋友覺得我胸無大志。

我總是懷疑當時為何這樣回答？或許存在某種成為文學家的志願，或許早早知道，詩集賣相不佳，寫詩的人必得有個正職。但寫詩這事本身，縱使沒人認為有前景，甚至朋友也愛調侃我自稱詩人，我卻兀自寫著，寫著，沒有停過。

最早是在中學的時候。想到詩句就依手邊的紙片寫下，再在白紙上構造成段落、通篇，刪刪改改，最後把完稿謄到一本綠色筆記本上。那是回到十七、八年前了。我拿出筆記本給一位女同學看，他說，你寫的根本不是詩，你沒有天份。下課時間，我一個人跑到操場旁邊哭。

我真的沒有寫詩的天份嗎？是不是我對自己存有誤會？真實的我是詩人，或者是其他？我對真實的探問是從自我出發，又鑽入自我，當時卻不知道這是死胡同，問不出解答。

或許是為了證明自己，我開始投稿報紙副刊，跟寫詩的朋友們通信討論詩藝。紙筆寫成的老式信件，每一首新詩寫就，心之所思，趕快寄給筆友林勝韋、李廣元，那是弱小心靈的寄託。林勝韋今天是有名的樂評人，我至今遺憾，以他才情不再發表詩作；李廣元則是當年台積電學生新詩首獎。

第一個刊登我詩作的是中央日報副刊，以筆名發表。當時我感覺，真實是我做出來的，不管別人怎麼看，因為發表了，所以我是詩人。但我並不知道，更為真實的卻是這條思路的陰暗面——因為媒體、文學獎與其後的更大範圍的團體，例如國家，等等社會機制肯定了某種意義，你的詩不錯，該意義形成我也認可的現實。我只是活在某種泡泡般包裹著個人的現實裡頭。

但真實跟現實就像水窪與其倒影，並不是同一件事情。

來到大學就讀中文系，林勝韋告訴我，有個人叫郭哲佑，很會寫詩。我到某堂課的教室把他攔下，就這樣，大學四年成為跟郭哲佑一起的四年。我們一起吃午餐、買飲料、弄詩刊，在舊體育館後頭討論文學為何物。當時有個論題，相較於自然科學探究世界的真實，文學所表現的事物，在什麼意義上它不只是表面的修辭？郭哲佑說，詩以其美學表現了另一種真實，美學亦有其客觀性。

是的，我至今仍相信文學反映真實。

曾經我只想當個書店店員，只想不停發表詩作，讓社會機制所賦予的意義形成我自身的意義，構成我生活其中的現實。但真正畢業的時候我很迷惘，獨立書店一間一間關閉，已不是憑詩藝能養活自己的世界，再好的詩作都無法兌換成充分的麵包。大學時代最親的同學，一位轉入金融，一位去當廟公，最後都與文學無關。滑板社的硬漢們為了各自的前程，散落到澳洲、美國、中國大陸，我思索著安身立命的道理——我們都是風中的草芥。

風吹起來的時候，所謂的七年級生一畢業就遇上22k，然後是金融海嘯裡橫行的無薪假，高漲的房價使人不敢成家；表弟大學選填生物科技，兩兆雙星的前瞻產業，最後也放棄治療，轉行他就。我在台灣文學研究所讀著楊逵、陳映真與蔣渭水，也找了份工作，在新竹與桃園的產業總工會，學著協助工人維持工會的運作。或許是不自量力，但總希望微小的力量，多少影響嚴苛的環境。

有一天，那位在廟裡修行的同學來向我募款，他們要在山上蓋一尊巨大的、鍍金的神像。我捐了，因為那是他的夢想，而這個夢是他的現實與我的現實交會之處，我很珍惜，想支持他。那時候，我清楚意識到每個人各自的現實並不總是平行線，而會互相纏繞、互相扶持，有時也互相衝突。

譬如在勞資爭議的場合。在桃園市政府的調解會議上，我擔任某上市公司一位業務員的調解委員，資方認為他處理訂單的過程有問題，造成公司損失，開除他是正確的。勞方認為公司營運轉趨低迷，就挑小毛病逼退資深員工，節省人事成本。語言與意義交織著，各自不同的現實在會議室裡對撞，好像勝出的一方就能代表真實。資方代表揚言有種去法院告公司，不歡而散。

到底誰的現實能成為真實呢？幾天後，經理私下打電話給勞工，說公司願意付一筆幾十萬的和解金，但是你不能再跟產業總工會的人串連鬧事。業務員與我的協助關係結束了。我明白，沒有一個現實可以真正成為真實——兩個現實之對撞，只會產生第三個現實，然後是第四個，人生原來是現實無限孳生的鎖鏈，我困在裡面，奔跑沒有盡頭。真實永遠在他方，追趕不上。

這就是文學了。在鍍金的神像底下與桃園市政府的會議室裡，我同時看見了每個人各自的現實、交纏的鎖鏈，以及它們背後作用的巨大組織力——企業、工會、國家、宗教，那些吹動或吹破個人之泡泡的更廣闊的風。而那塑造了一顆又一顆反光的泡泡的行動，屬於真理與謊言的技藝。

我又想起郭哲佑當年的語言，文學表現真實，美學自有其客觀性——美或不美不只是主觀的感受，而存在著許多客觀的、可以用來預測讀者反應的規則。人們根據規則構造出意義，把意義組裝成各自擁有的現實，再在其中生存著、掙扎著、合作著、優勝劣汰著。而所有一再改變各項規則、從而整體性地改變了賽局的力量，都是浩浩湯湯、無有止息的大風。

但我也記住了，真實只能被表現，不能被確知。不可逼視的太陽在肩上閃耀，照亮我眼中的一切。真實不是現實，但其遙遠臨在，卻使眼前的輪廓清晰起來。

老關廠工人在台北車站臥軌的時候，我也站在急停的火車前。車頭燈描繪出我輩幽暗的側臉，月台上充斥著旅客「輾過去」的呼聲；各家媒體報導著，或者說工人欠錢不還，或者說勞權重要；勞委會早已打電話到工人家裡，說你家有人欠錢不還。無數盞鎂光燈閃著，人群湧動著，我在鐵軌上被各種聲音、語言、意義給淹沒，千百人不同的現實在車站裡對撞，各自成為彼此的一部分。

說到底，每個人所擁有的現實，巨大的組織力與時代風向所構造的每一個現實，其中何者更為真實？

那一瞬間我幡然悔悟，面對著過多的現實、難以消化的意義，竟使真實本身顯得荒涼，彷彿不存在一個正確的解釋。我之揀選意義所構築出來的自我，也同樣荒涼。當部份媒體生產著對工人極不友善的意義，我也曾根據副刊之給予肯定自己的存在——你的詩不錯，你寫作，所以你是詩人。

這並不是主張人該抗拒社會機制，因為人不可能在真空中構造意義。而是說，該對現實的構成方式有所警惕，更重要地，該與同胞們協商，因為我們都是彼此現實的構成因素之一。這一點，再次證明了我乃風中草芥，隨著時代動亂的風向，在熾熱太陽底下的荒漠、在楊逵時代所遺留的寫實主義的廢墟裡飄盪。

如果問我文學是什麼，我會引用杜甫：在真實世界無限荒涼的景物裡，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散落在各地、我親愛的朋友們，希望你們一切都好。


2019-09 於印刻文學193期

海底爬滿葡萄

——序李承恩詩集《無人劇場》


回想起來，我是在大學時代遇到李承恩的，一位讀著楊牧的纖瘦少年，中學制服底下卻藏著與他年紀不相稱的詩藝，令我驚異的天才。那段日子，我們曾在台大校園的杜鵑花樹下、在北藝大面向關渡平原的坂道，討論詩歌寫作的技術，分享一本又一本新出版的詩集，有時直到深夜。

讀著他晚近的詩作，好似書頁上的星辰，我不禁揣想，這十年的時光是如何琢磨著李承恩的詩藝與人生？

當年，我已驚訝於他詩中緣情體物的成熟技術，以及一種來自楊牧的、內斂的抒情風格；現在，我卻在內斂抒情的基調裡看見一種彷彿洛夫等現代派才會鑽研的意象控制技術，用它來進行「造境」，且其精準程度遠勝先前。然而，李承恩並不僅止於此，在這本詩集最好的一些詩句裡，更具創造性的，卻是把這種現代派的準確意象與造境運用成某種鏡頭、某種動態的電影，創造出一種生活中的、充滿細節與實感的、近似於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所謂的「超真實」（hyper-reality）。

那些李承恩最好的詩句已不是古典抒情，也不從屬於現代派典範，而是透過細膩綿密的意象把詩歌寫得非常物質性，帶出某種直覺性的感受，但並不是不存在思想。李承恩到今天依然令我驚異，他讓我看見了跟我自己所慣用的抽象概念思考不一樣的、某種物理性的思想方式。

上面這兩段話可能讀起來不知所云。為了不要讓人以為我只是在用一些奇怪的術語捧李承恩，且為了明確指出李承恩詩作的特殊性，我將以剩下的篇幅詳細解釋它。

譬如〈波光〉詩中有句「陽光如浮躁的金屬／在水面上劇烈燃燒」，這在寫那些忘不掉的記憶，金屬大部分不會燃燒的，這種炫麗的鏡頭與「不可能」之感，恰如痛苦。而當陽光灑落在變動的水面，恰如陷於痛苦的人類意識掙扎於面對眼前的希望。又譬如〈變形〉詩有句「昨夜的昆蟲在牆壁上作夢」，用的是卡夫卡〈變形記〉的典故，描寫現代上班族的生活，越活越孬，像蟲一樣，簡稱為異化。然而即使依附在那堅硬厚實的體制之牆上，這隻蟲年輕的時候也有夢想，令人悲傷。這種直接可感，且與眼前景物融為一體的詩句，細緻、深邃，卻沒有現代主義的尖銳與奇崛，相反，好像只是某些生活中瑣碎的片段，好像所寫之物近在眼前，因而反倒有種日常的真實感。

這還只是單句的層次而已，隨著句與句的推移，單數句成為複數句，意象與意象間的更迭，李承恩便能在閱讀意識中動態地營造出一種分鏡與光影。這部分屬於詩的整體結構，要讀全篇，限於篇幅這裡就不摘引詩句了，讀者可以自行翻閱。譬如〈無人劇場〉如何在造境的變更當中，利用舞台光線的擴散與收攏，營造出繁華落盡後人生的寂寥，而收尾於最後一名觀眾關門離去的聲響。〈黑暗二十八行〉也是一首我很喜歡的作品，從女性身體中世紀的甬道，到愛情裡燃燒殆盡的灰燼，印象深刻。還有一個特別的例子是〈黑白即景〉，全詩讀不出微言大義，幾乎沒有抽象思考，美學與感情也者僅僅存在於意象與造境的推移當中，卻十分動人。這是高度技術本位的作品，除了詩藝，不靠其他。我甚至把詩集的最後兩個部分，午後練習曲與清晨前奏曲，看做這種技術本位的展演與磨練，當然這兩輯也有更多。

沒記錯的話李承恩後來有許多視覺作品，我想這種詩句大概和那種創作經驗相關。或許有人會說，這種直接的感受性，以及鏡頭推移之類，只是現代派意象技術的進階版而已，稱不上特別。是，也不是。這裡，我就要仔細分辨「意象」的用法。

意象的一種用法是意識流的，用來表現「心中物」，因而，讀者在讀的時候明確知道該意象並不是詩人眼前事物，而是心中概念的變現，現代主義多半是這種寫法。不會有人認為洛夫寫「棺材踢著虎虎的步子」的時候，真的在寫眼前一副棺材。另一種用法則是現實性的，我寫一樹梅，因為我真的看到了梅花，意象被用來表現「心外物」，只是所寫的梅花當然被賦予我心中的情感，古代詩歌與寫實主義常常是這種做法。前者不真實，後者好像比較真實。差別在於，文本內部有沒有暗示「我在寫實」，就會令讀者設想詩中意象有沒有在指涉「外在對象物」，這是一個文本內部虛構預設是否存在的問題。

李承恩的詩作兼而用之，然而，在詩集中最特別的一部分詩作裡，心景實景根本分不出來——他拆除了那個真實預設的判準。當區分真實與否根本不影響詩歌意義產出的時候，這些細膩的意象就變成了一種不必然指向「心中物」、也不必然指向「心外物」，某種彷彿可以獨立存在的東西，它就是物與畫面本身。無以名狀，暫且先用一個古老的經驗論詞彙來描述，意象已偽裝成純粹的「感性資料」（sense data）。差可比之。

神奇的是讀者依然可以從意象中生產出複雜的意義，且它被詩人賦予了好多細膩的描寫，彷彿十分真實。在現代詩的典範當中，原本是心中所思賦予意象的「物」以意義，這裡反過來了，先有了眼前物，人才跟著物展開思索的旅程，從而流瀉出感情。這裡，我看到李承恩的那種強調感性的美學追求，以「物」為核心建構出一種直觀直覺的美學。那些光影，那些氣味，這種直接性，讓詩中的即物思考，有時比起抽象思考更有說服力。

這樣一種沒有客觀對象物，卻表現得如此真實的「再現」（representation），被布希亞稱為「擬象」與「超真實」。當然，李承恩的詩作並不是全然符合擬象的定義，但這是一個值得參照的概念，被我用來不精準地「指陳」詩歌中那種令我驚異，卻暫時無以名之的特色。我個人因為意識型態上是傳統的寫實主義者，期待在詩中讀到「知識」作為一種對現實世界的抽象概括，但李承恩自有其美感質地，他也是勞動者的子弟，從以前到現在，每當我與他及他的作品展開對話，都幫助我看見了世界的另一面。

無論如何，這是少年詩人的第一本詩集，我個人極度肯定這十年來李承恩在詩藝上對先前的突破，並抱著萬分熱誠，期望他可以在下一本詩集與下下一本詩集裡，融貫生涯經驗，運用技術寫出更偉大的作品。從技術性的「造境」進入到生而為人的「境界」。我個人深信詩藝可以承載這個世界的程度遠不止於目前所見，李承恩具備這般書寫技術，這種即物思維的技術，相信在未來可以應用在更多方面的題材。

記得有一天半夜，我騎著野狼載中學時代的李承恩回家。我們經過永福橋，頭頂上，一盞一盞昏黃的路燈向後飛逝，就像這十年。當我送他到家，一個狹窄的巷弄。我看見他背著我，步步前進的背影。我只想說，祝福你有一個美好的人生，但願這世界的苦難不會降臨到你的身上，希望你能與所愛之人廝守，在默默付出裡得到內心的安頓。祝福你，船艙堆滿所需，船桅漲滿了風，海底爬滿葡萄。


2018-06-04 初稿

詩卷哀時有變風

——序《我現在沒有時間了：反勞基法修惡詩選》

南亞電路板錦興廠企業工會秘書  蔣闊宇
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副秘書長  周聖凱


「我現在沒有時間了」詩選的編輯與出版，目的在以文學的方式，為2015年以來「反對勞基法修惡」的運動留下見證。但為甚麼是文學呢？因為相關詩作的出現，代表這一波反對運動不僅限於傳統工運的組織動員，更捲動了工人組織陣地以外更廣泛的社會力。文學是一個象徵。

勞基法自1984年實施以來，歷經兩次修訂，都激起全國自主工運南北串連，發動大規模抗爭。第一次是2000年民進黨首次執政後的「84工時鬥爭」；第二次就是這波，民進黨二度執政後，延續國民黨「砍掉七天國定假日」的方向，延長加班工時、開放工時彈性。而文學，雖在84工時鬥爭中幾近缺席，卻在後一波運動佔有一席之地。

2017年發生包括蝶戀花事件、國道翻車事件、全聯員工過勞死等等在內，一連串因為工時過長而導致的不幸事故。同年9月，新潮流系的賴清德接任行政院長，以鐵腕手段推動勞基法修法，社會一片譁然。諷喻時事的現代詩出現了，一首接一首，經由臉書、批踢踢、晚安詩等網路社群，以及部分平面媒體傳播，獲得千名萬名網友的大量轉載。

11月，自主工運在勞動部前發動絕食抗爭，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蒐集網路上諷喻時事的現代詩作品，發起「我現在沒有時間了」讀詩晚會，邀請詩人們到絕食現場朗誦現代詩。這場晚會是本書的原型。

2018年1月10日，勞基法修法強度關山，不論是各地工會的集結抗爭、台北青年的城市夜行、第四月台的臥軌行動，都攔不下執政黨這輛通往過勞的失速列車。自主工運輸了這場戰役。然而，縱使是輸了，這段記憶也該留存下來。詩人鴻鴻長期關注社會議題，黑眼睛文化與工會團體經過討論，凝聚共識，決定在「我現在沒有時間了」讀詩晚會的基礎上擴大選編網路詩作，這是本書出版的緣由。

選詩的標準很簡單，凡是在這一波反對勞基法修惡的運動中，用或此或彼的方式發揮過影響力的作品，皆在選編之列。因此，這些現代詩的寫作時間未必與反修法運動重疊，但只要它們曾透過平面媒體，或者網路媒介，譬如批踢踢，或者組織活動，譬如抗爭晚會，表達了對勞動議題的看法，就符合選錄的標準。然而，因為編者眼界有限，難免會有遺珠，這一點希望讀者海涵。

本書收錄的現代詩雖以勞動議題為主軸，但並不是一個「為反對而反對」的政治詩選，也不是一堆內容刻板單調的「宣傳品」。在所有這些詩作當中，不同的詩人從各自角度出發，呈現出多元的看法。對於過勞惡化的擔憂、對於職場解雇的恐懼、對於環境改變的期待、對於人生規劃的幻滅、對於權貴說詞的嘲弄、對於政治現實的無奈等等，不及備載的主題，涉及勞動議題的方方面面，都是現代生活裡真誠的文學反省。

有些作品並不優美，有些作品透露著厭世的情緒，有些作品有意識地去破壞詩體的結構，但所有這些，不該被簡單地視為「偏激」、「搗亂」，就取消其美學上或文學上的價值。相反，面對國家強推惡法，隨之而來勞動條件的全面下降，這些內容與情緒，都是真實，都需要受到重視。日治著名詩人林朝崧曾有句，詩卷哀時有變風，此之謂也。

而作為當代工運史的見證之一，本書在詩作之外，也收錄這段時間裡街頭的影像，以及相關背景論述，希望能讓後之來者，在書中整體性地重見這波運動的感覺結構。

在相關論述的部分。本書在開頭提供一篇政治社會分析，希望能夠為讀者呈現現代詩寫作的時空背景，以利理解作品。這篇分析的作者盧其宏是台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博士，同時，也是廣為人知的工運份子，2016工鬥的組織者，從七天假到一例一休，這場休息時間的戰爭，他從頭到尾參與。本書末尾則提供一篇關於反修法運動的質性分析，希望呈現出這波運動從哪裡來、往哪裡去。作者吳嘉浤是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的秘書，相信以他第一線工作的經驗，有足夠的穿透力，洞察運動的核心。

在街頭影像的部分，主要來自攝影家張榮隆，他長期以來投入台灣社運街頭現場的攝影，用極具風格與才華的鏡頭，見證風起雲湧的社運歷史。其次，則有部分工會幹部或組織者在運動現場拍攝的照片。

台灣文學與社會運動的相輔相成，是件令人期待的事。歷史上曾經存在不同的典範，二〇年代新文學運動與社運的分進合擊、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八〇年代的政治小說等等，不同時代的文學展現不同時代的心靈。今天的文學能夠用甚麼方式跟社運互動，表達出人們在環境變動中的經驗與感受呢？我們其實並不知道。但這本詩選作為一個初步嘗試，希望拋磚引玉，讓更多人一起思考未來的可能性。是以為誌。

2018-04-16 完稿

有關競爭力

今年洛桑世界競爭力年報一出爐，台灣排名從14變成17，一堆「幹話」和「鬼扯」馬上出現了。光是這則新聞就可以看到有多少人想趁機帶風向，準備在輿論上對台灣勞工軟土深堀，為勞基法進一步修惡做試探。

國發會新聞稿指出，「勞動市場」指標排名的下降乃是退步幅度最大的部份，反映了勞基法修法導致工時縮短，暗示勞基法是台灣競爭力倒退的主要原因。商總幹話第一把交椅賴正鎰則說，勞基法修法以後，工時規範依舊缺乏彈性，導致企業運作成本提高，勞基法過度偏向勞工。

資方和官方一搭一唱，暗示大家勞基法應該再修，再進一步為企業鬆綁，台灣才有救。這完全是胡說八道。

在瑞士洛桑的報告中，台灣名次下滑的原因是「企業效能」評比明顯的倒退，勞動市場只是企業效能中的一個次級項目。而在「企業效能」項目當中，台灣排名最差的項目分別屬於三個子項目。

第一類是和「勞動市場」有關的指標。仔細看看這些弱勢項目，就會發現排名倒退的原因是「國內企業環境留不住人才」、「報酬給不夠」。怎樣才能讓員工留下來安心工作？那絕對不是「長工時、低工資」的環境。這和商總主張的進一步鬆綁勞基法，完全背道而馳。

- 企業重視吸引、留住人才
- 國內企業環境能吸引國外高階人才
- 人才外流不會影響競爭力
- 資深經理人具有足夠國際經驗
- 經理人報酬
- 有能力的資深經理人才供給充裕
- 金融財務人才充裕

第二類是和「經營管理」有關的指標。仔細看看這些弱勢項目，就會發現排名倒退的原因是「企業管理無法採納員工意見」。台灣企業普遍未能聆聽勞方意見，這已經是常識了。有多少勞工因為「說真話」而被懲處？ 華航員工因為發行工會刊物被提告加重毀謗，在工會的網路社團發表言論，竟遭公司移送人事評議會；美光工會理事長因為試圖改變不當管理，遭到解雇，勞動部裁決資方違法，資方至今不讓復職。其他沒有工會的職場只會更糟。

- 企業廣納員工價值觀
- 社經改革的需求（Need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forms）

第三類是和「金融」有關的指標，原來台灣企業不遵守金融法規，正是造成自身效能排名落後的原因。

- 銀行法規遵循

從這份瑞士報告裡可以知道，要改善台灣的世界競爭力、改善企業效能，方法絕對不是進一步鬆綁勞基法讓資方更有「彈性」，去用更省錢的方式延長勞工的工時，而是要對雇主的社會責任有更多要求。

反過來說，改善的方法首先要給員工更好的工作環境，錢給多一點，工時少一點，才有可能留住人才；其次要改變公司內部的「白色恐怖」，善待說真話的員工，讓民主的價值進入職場；第三企業要守法，而且，除了金融法規，其他法規也該遵守，譬如勞基法。

所有這些指標和勞基法彈性夠不夠有甚麼關係呢？和「工時規範」應該進一步對資方鬆綁有甚麼關係呢？那些想帶風向的人省省吧，人民不是白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知道誰在愚弄社會、愚弄大家。

看看今天的新聞就知道了，2017年台灣平均年總工時高達2035小時，在OECD國家中排名世界第三高，工時根本沒有縮短。這種情況，說工時規範導致台灣競爭力下降，會不會太鬼扯了一點？

詳見

[國發會新聞稿]

[洛桑競爭力年報指標細項]

[2017年總工時]


2018-07-06 於臉書

對於左聯組黨的一點看法

對於左聯組黨的一點看法。前陣子新聞報導有左翼人士計畫籌組政黨後，在許多場合聽到了討論或一些聲音，我基本上算是有被邀請參與討論，但因為自己工作很忙碌的關係，沒有積極投入，這篇，某種程度算是跟工會界的朋友對話一下。

首先，我其實非常佩服參與籌組政黨的前輩，尤其是黃德北、羅德水和林子文，一定程度上是被熱情感召所以盡量投入時間參與討論。在這種時刻，他們出來組織政黨，還要面對選舉，實在是非常大的勇氣，說真的我覺得前景未必比我的詩集銷售量樂觀。有些朋友會說「這個政黨都已經弄得差不多了才找我們，所以覺得不被尊重」，我不贊成這個說法。整個社運圈子雖然不大，但總也有幾百人，我所屬的工作單位和我也絕對不是他們第一個找的人，難道不是開頭就被找，就一定不能參與或合作嗎？

另外，據我所知，在4月7日的會議前基本上應該什麼都沒有定案。我認為如果有意見，多參與討論然後好好辯論會比較有意義。還是不免要說，這幾年來許多人對於參與第三勢力和選舉作過許多嘗試，那真的都有「一開始就找大家談」嗎？當然沒有，但好像大家包括我也還是會去支持不是嗎？

有些朋友認為「籌組政黨現在不是時候，大家應該先有合作基礎，之後再說。」這句話我相當程度同意，左翼現在哪裡有條件組織政黨？不過，如果依照這樣的概念，大概台灣左派永遠不會有可以組織政黨的時候，我也不認為往後大家會有怎樣的合作基礎。今年五一遊行其實是從馬英九執政時2009年金融海嘯後大遊行的連續第十次辦理了（沒錯，2000年到2008年其實連五一遊行都不一定辦的出來），這10年的合作，請問大家究竟建立了哪些基礎？

當然也有朋友會說，那麼現在應該好好推動廢除勞基法的公投，但是說句實在話，又有多少單位準備認真地打公投這場仗呢？大家準備投入多少資源呢？說要組織全國的戰鬥總工會，更是完全只聞樓梯響。悲觀地說，下次重大法令修惡，大概又會看到眾多勞工和工運人士感嘆工運沒有自主的政治力量，真令人難過。因為就連勞基法連續修惡後勞工輸到脫褲的現在，重要的三股行動方向「公投連署」、「組織全國戰鬥工會」還有「組織階級政黨」，大家也根本沒有願意一起合作努力。

還有很多朋友說「這個政黨裡面太多統派，跟社會潮流不符」，其實我也知道許多參與者是統派背景，但這裡我不想打迷糊仗，公開清楚地說，我會去入加入這個政黨，同時我支持台灣人獨立自決，更反對跟目前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統一。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對於底層人民的壓迫是非常清楚的，完全不符合左翼的理念。如果這個政黨中的任何朋友無法接受我這個言論，就在成立大會當天反對我入黨或來跟我辯論，非常歡迎。

最後必須要說，這時候大家應該共同花力氣討論組織左翼政黨的事情，我當然知道每個人都有利益盤算，都希望在對自己團體最划算的時候進場，這非常合理。但是今天組階級政黨的困難，明天也未必會解決。大家杯葛來抵制去，再來說左翼沒有政黨不行，實在很奇怪。人家幾個第三勢力政黨的人跳來跳去，跟民進黨內派系串聯，大家馬上要跟第三勢力堅壁清野，覺得那些單位欺騙性高，不可沾染；但輪到討論左翼自己組黨時又瞻前顧後，這真的是有政治方向嗎？

其實，我最認同的一種說法是「現在應該要繼續培養戰鬥性的工運路線，而非組織政黨」。因為持續的集體行動才能喚起工人的階級意識，戰鬥性的工運才能鍛鍊堅實的工人組織。所以最後預告，4月24日幸福高爾夫球場的桿娣還可能有下一波的行動，呼籲大家一起參加，不要只讓少數人如我的同事們，天天在林口山區跟警察和球場保全打追逐戰，半夜跟這些工人開會還有與資方談判。真實的戰鬥性的工運真的很孤單也很辛苦，大家拜託一起來。


2018-04-14 於臉書

勞基法公投與第三勢力

算一算，距離1月10日民進黨硬幹修惡勞基法，已經兩個多月。這個重要事件，引出各種動力。有人說要組戰鬥性的全國總工會，不過，目前除了我的同事吳嘉浤出來寫過文章，呼籲對話，原本高喊的人沒有下文。另一股動力則是「退回惡法」的公投連署，時代力量、社民黨，以及自主工運系統組成的「勞權公投聯盟」，分別提出了各自的公投版本，現在也都通過第一階段連署。

而第二階段的連署，則需要在五、六個月內達到三十萬人，才有辦法趕上在年底「大選時綁公投」的目標。所以，趕這時間，當然是符合第三勢力政黨的利益。

前幾天，時力與社民黨幾乎同時宣佈放棄第二階段連署，轉而支持勞權公投聯盟的版本。連署的力量集中起來當然是好事，不過，作為曾經考慮跟第三勢力合作，而被批判為投機的其中一員，我得站出來說：基本上第三勢力政黨所設想的，不外乎使用勞基法議題，塑造「進步」形象，好在年底「大選綁公投」時，最大化地動員潛在支持者，創造最有利的選舉結果，擴張自己取得的席次。

因此，對第三勢力政黨來說，公投連署當然最好由勞團來弄，他們就可以好好拼選舉。這時候，說工運與政黨在關係上有沒有實質合作，都是打迷糊仗。往後，第三勢力政黨如果拿出相當程度的連署書，就可以繼續在反對勞基法修惡這條戰線上保有「進步」的一席之地。這種情況，你如果不跳出來，請這些第三勢力政黨別拿連署書來，我們工人要自己拼，基本上就是準備進入這個佈局了。而這個局的結果，顯而易見。

說這些，未必是要在公投運動上主張什麼，因我本來就認為工人運動該保留跟第三勢力合作的空間，不管對方是哪個政黨。但是話要說白，現在，當實際狀況擺在眼前，比較好釐清各自有沒有真的在堅持理念。

前幾個月，有些朋友非常反對工運跟第三勢力合作，因為非常有可能被收割，不該有模糊空間；也有人認為凡是代議制就別碰。 但問題從來不是工運要不要被收割，一旦接受第三勢力給予的公投聯署書，收割的效果已經完成。在目前的政治局勢上，工運難以回避跟第三勢力進行各種合作，大家該要正視這個事實。只是，不知道主張完全不跟第三勢力合作的朋友，現在認為該如何行動呢？


2018-03-23 於臉書

有關工運政治化的一些想法

深夜裡想起一些歷史上的事，其實我不愛也不常寫這種東西，但現在在「介入政治」這個議題上，希望對某些雙重標準的問題作個釐清，大家能有一致的標準和路線。

「工運應該要介入政治」，這個命題應該不會有人反對。但是，現在是不是又一個「歷史時刻」，台灣勞工該對介入政治的方式、路線進行選擇？說到勞工參政或者「工運政治化」，我的同事王浩說過，台灣歷史上不外乎三種路線。

第一種，站在「主流政治」的對立面進行批判，但是不「進入」它。這種路線，90年代有個論述叫「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意即，勞工可能無法靠自己「成事」，但是能夠批判執政者，透過抗爭揭弊，令政黨輪替，「敗執政黨的事」。這是某種近似拉克勞「基進民主」的概念，工運抗爭掀開系統的「裂縫」，系統最後會縫合它，造成系統本身的某種改變。於是，工運成為永遠的挑戰者，永遠的體制改革的推動者。甚至，「嘴巴政治化」，但實際上對政治現實不採取任何實際行動介入改變，也屬於這個路線的範疇。

然而，其困境也是顯而易見的。當執政黨硬幹砍七天假、硬幹修惡勞基法，「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形式的工運，完全沒有抵抗國家惡劣行為的力量。去年11月，工鬥曾經有一篇文章，呼籲全國自主工運如果不發動全島規模的總罷工，根本不可能擋下賴清德與行政院主導的這一波勞基法修惡，然而，台灣工運顯然沒有這個實力。

第二種路線，跟既有政黨「合作」。這種路線，80、90年代也有過兩種論述。當年曾經有工運領袖主張，所有勞工加入民進黨，幾百萬勞工就是幾百萬票，再透過黨員大會的決議，能夠把黨「赤化」；也曾經有人主張某種「孵蛋理論」，在民進黨的上昇期介入其發展，讓民進黨變成勞工想要的樣子。現在回過頭看，這些理論都是錯誤的，事實上都失敗了，現在大權在握卻狂砍勞工權益的「新潮流」，就是90年代主張進入民進黨的工運派系。

第三種路線，組織勞工政黨，發展階級獨立的政治力量，這也是我所期待的。台灣史上，勞工走這條路的時候不多，20年代有老台共與民眾黨嘗試，80年代末則有台灣工黨，但都在幾年之內瞬間瓦解。除了資方以外，沒有人會反對勞工組織自己的政黨，然而，這裡的困境是，那個政黨該長成什麼樣子，也沒有人知道。

可以知道的是，勞工的政黨不會也不該是今天所有政黨的樣貌。任何看過「政治獻金數位化」那個網站的人，都知道為什麼民進黨那些立委會支持修惡勞基法。難道勞工的政黨也要用這種形式在國會裡運作嗎？如果我們不要，那勞工政黨應該要用什麼方式來運作？具體的組織形式到底為何？可惜80年代末期台灣工黨的經驗並沒有傳承下來，自主工運對於政黨與工會的關係，也缺乏想像力。

我要說的是，這裡，第一種「不進入主流政治」的路線是容易的。也是台灣工運一直以來的「習慣」，某種程度上，什麼都不做，不抗爭、不罷工、不戰鬥、跟官員好來好去，只要在議題上罵罵政府，就可以達成「不進入政治、永遠的批判者」的客觀效果。

至於第二與第三種路線，「跟既有政黨合作」與「勞工獨立的政治力量」這兩條路是互斥的、矛盾的。你不可能一邊幫民進黨或國民黨的立委候選人站台，一邊主張自己要醞釀某種「工黨」。我要強調的其實是這一點。

多年來，很多工運人士都曾經為選舉站台、為既有政黨背書，我所景仰的「串上串下鬥不停」、「擋下火車討公平」的曾茂興也去當了民進黨的國策顧問。事後諸葛可以說，那是為人做嫁，消解勞工的獨立政治力量。但我可以理解，在台灣勞工集體沒有清楚路線決斷的情況下，那只是政治化的諸多嘗試之一，不會是一種簡單刻板的「錯誤」或「背叛」。然而，今天如果全國自主工運已經做了共同決斷，要發展勞工自主獨立的政治力量，那麼，任何去站台的人，都是背離這個獨立路線。路線是不是已經被「抉擇」了，這是關鍵的差異點。而抉擇意味著責任。

解嚴前後發跡的自主工運，發展到今天已經三十年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顯然已經不夠用了，工運必須走向新階段，但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另一個需要抉擇的「歷史時刻」。我個人只是流向大海的一條河流，河裡的一顆小小水珠。

但是我知道，如果現在要進行路線的選擇，那就應該要用同樣的標準檢驗整個工運、檢驗所有的人。如果全國自主工運已經有共識，要朝著勞工政黨的方向走，那麼未來，工運就應該用這個標準，去檢驗所有為非勞工政黨的候選人站台的人，並且看清楚誰是真正站在基層，誰是脫離基層，誰在努力，誰在裝死。

如果自主工運沒有選擇這個獨立政治化的路線，那麼以後大家在批評歷史上的新潮流、紅燈派，甚至郭國文、潘世偉，甚至民進黨的時候，捫心自問是否只是透過「罵別人捧自己」，而對整體工運的進展毫無幫助。只是回到並且重複著前述第一種「不進入主流政治」的路線，甚至是其中最等而下之的「嘴巴政治化」。

又或者，如果現在並不是那個「歷史時刻」，沒有人需要做決斷，沒有人有責任，大家就一起重演歷史，一起當演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 但這樣不是很可惜嗎？


2018-01-17 於臉書

七休一鬆綁，勞基法修法倒退三十年

「七天需有一天休息」是勞基法自一九八四年實施以來，對於勞工身心健康的最低保障。這次行政院推出勞基法修法草案，只要「勞資雙方協議」，「七休一」就可以變成「十四休二」。然而，七休一根本不是一例一休的產物，如果政府意圖是檢討一例一休，根本不該魚目混珠，把勞基法卅年來的最低健康保障一起改掉。這跟減少過勞、縮短工時的方向完全背道而馳。

勞基法在許多事項上賦予勞工「共同決定權」，譬如變形工時、責任制等等，都需要工會同意或勞資協議後方可實施。行政院的修法版本進一步擴大了共同決定事項。未來，輪班間隔可以從十一小時「協議」縮短成八小時；加班時數上限可以從每月四十六小時「協議」成五十四小時；七休一也可以「協議」成十四休四。

然而，實務上，勞資協議在台灣多半是老闆說了算，勞方被迫同意。去年底復興航空關門，興航工會要跟公司協商資遣條件，資方卻說，公司已在勞資會議上達成協議，不再跟工會談。今年年初，宏達電約談個別員工，要求簽字同意調移國定假日，工會反對，公司卻說大家都已簽字同意。更別說其他沒有工會的公司。

德國有《共同決定法》詳細規定勞資協商的項目與程序，還有強大的工會確保協商實質對等；反觀台灣，工會組織率極為低落，勞資協商法令又規定得不清不楚。進行協議的勞方主體是勞工個人、勞資會議，還是工會？他們法律地位誰先誰後？這些關鍵問題，行政院都不處理，就把工時規範丟給定義模糊的「勞資協商」，從中卸除自己的監管責任。這等於是把無組織的、弱小的工人丟入叢林法則，任由資方憑其經濟優勢強取豪奪。

這次勞基法修法，政府號稱檢討一例一休、賦予彈性，實則偷渡廢除七休一，並透過擴大勞資協議事項，規避自身保障弱勢工人的責任。這個法令如果成真，全台灣勞工都會看清楚，民進黨政府站在富人老闆身旁，幫他們鬆綁法令、延長工時，不但不去改善過勞氾濫問題，反而修法去惡化它。凡此種種，希望執政黨三思。

2017-10-31 初稿

2017-11-01 於聯合報

《好想把你的頭抓去撞牆》自序

01.

那時候，我有一位朋友過得很憂鬱，十幾年來蹲基層、做組織，卻因為莫名的指控鬧上媒體，一朝一夕身敗名裂。人待在家裡，卻好像被放逐到遠方。在法院與檢調查明、定罪以前，輿論已經有了定見，說他是運動的大罪人。

那時候，偌大的工廠裡謠言四起，有人說他得罪了當權者，被藉機整肅；有人說上級工會猖狂太久，曾經被踩痛的人，手上都握著石頭；有人說，工人運動日漸茁壯，國家終於找到空間，動手修剪。

另一位朋友已經老了，他深邃的眼神倒映著半個世紀的風景，但身體越來越糟。穿過他的瞳孔，我也看見這小小島嶼之上，一個又一個美麗的少年，抱著理想走進工廠與農村，然後，他們販賣工人的利益，當上了大官。歷史給他們的評價是這樣——年輕有為的市長、清新專業的議員、跟人民站在一起的立法委員。

我的朋友，人們會怎樣記住你活著的身影？

我感覺，原來穩固的一切都在搖晃，如露亦如電，如夢幻泡影。我們都是歷史的塵埃。大宇宙裡的小塵埃。但比起人世的荒謬，我想了很久，只有星辰運行的軌道足夠令我敬畏。

南北朝一位詩人說，為此令人多悲悒，君當縱意自熙怡。我便想起往日的大好時光，朋友們總是聚在台大門口的人行道上玩滑板，我們自製鐵竿、木箱、拋台等等，說著低能的幹話，單純為了快樂做過好多荒唐事，笑得好開心。那些年間杜鵑花下放肆的少年，大雨一來，也跟著杜鵑花一起被打到地上，散落在澳洲、美國、中國大陸，各自走上各自的旅程。

02.

我在二○一二年成了工會秘書，那時候，工人們動員兩個縣級總工會的力量，包圍了工廠，把遭受非法解雇的幹部送回廠內。好多警察聚集在工廠門口，跟群眾對峙。違法者是資方，不是勞方，公司沒有受到制裁，警察卻站到工廠高牆的那一邊。

工人幹部登上指揮車，風前略橫陣，擴音機響起的時候，我們手挽著手，一步一步向警察的陣列推進。那一次，工人的隊伍衝垮了警方的人牆，順勢推倒廠區入口的鐵門。被解雇的幹部翻越地上折彎的白鐵，警察攔他不住，他進到工廠裡跟舊同事握手。

那一天，我確信工人階級是有力量的。

後面幾年，台灣發生了一連串大型勞資爭議。關廠工人臥軌、收費員癱瘓國道、華潔罷工、合正罷工、華航罷工，勞資勢力此消彼長，世界的風向變了又變。一輩子蹲在基層的人成為歷史的渣滓，變成了字面意義的人渣；踩著別人往上爬的，反倒深受敬重。我彷彿聽見朋友那句老話：「這真是後現代！」在這個時代，要當壞人必須善良，要當好人必須使壞；要好好殺死一個人，不能破壞他的肉身，必須殺死他所建立的符號。

我又想起一個下著大雨的晚上，帶著滑板躲到普通大樓，匆忙走避的校狗，紛紛打落的杜鵑花，黑色天空好像隨時可能壓垮下來。杜牧的〈大雨行〉，大和六年亦如此，我時壯氣神洋洋，東樓聳首看不足，恨無羽翼高飛翔。當時的我並不知道，這個世界上存在著跪著走的習俗，也不知道自己沒有翅膀。社會安全網如此薄弱，又沒有存款，怎麼知道有一天被雨水打落的，不是我自己？ 

在暴雨真正落下來的時候，我也像那隻校狗，到處找縫隙鑽；我也像那些落花，躺在鬆軟泥土的底層，想要活下來；我也像當年那一面工廠的鐵門，在勞資力量的對撞裡折彎。對於美好人生的幻滅大抵如是，對於歷史亦復如是，對於文學恐怕也不遑多讓，只是繼續在社會上走著走著，不得鬆懈。亂曰，悲風急兮城上寒，井徑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03.

這本詩集的插圖都是蔡宗祖畫的，他是我十多年來玩滑板的朋友。即使一天上班十幾個小時，收入不到三萬，即使作品沒地方發表，沒有人看到，他只是持續畫著，不曾中斷。好像畫圖是純粹的快樂，純粹的藝術家。

圖畫裡的人物，全部是當年玩滑板的好朋友，用來紀念我們三十歲以前的青春。每次回到台大門口，好像回到自己的房間，好像當年生鏽的鐵竿、腐爛的拋台、破洞的木箱都還在那邊，當年的朋友在揮手。

景物不盡人自老，誰知前事堪悲傷。是以為誌。特別感謝南電工人這陣子對我的照顧。

2017-06-26 初稿

殖民地台灣工運簡史

簡史

回顧殖民地時期台灣勞工運動發展的軌跡，1927年4月高雄台灣鐵工所大罷工事件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歷史時刻。在此之前，台灣勞工與從事反殖民社會運動的知識份子處於兩相隔絕、互不往來的狀態，儘管分散於各地的工人已經歷過數十次的自發性罷工，卻少有「集體組織」被發展出來，無法為台灣勞工建立起全島性的關係網絡，無法作為一個「階級」團結起來。與此同時，島內的反殖民知識分子，儘管許多人已接受了當年風行於全世界的社會主義理論，台灣文化協會的工作卻依舊是以「文化、思想運動」為主流，尚未意識到基層群眾組織的重要性。

基於這份「勞工與知識分子之隔閡」的緣故，「高雄台灣鐵工所大罷工事件」作為1927年文化協會分裂以後，左派份子全島性基層組織工作之一環，其爆發正象徵著這小小島嶼上「工人階級自發性」與「知識分子自覺性」之匯流──它讓以「勞工身分」為認同的「階級意識」出現、讓全島工人致力於建設自己的工會、讓事件的參與者認識運動鬥爭的方法，更重要的，讓工人階級看見自己所具有的特殊力量。亦即，台灣勞工作為一個階級，掌握了全島工業的生產力，因而可以運用「罷工」的武器同資本、同日本殖民者的國家機器相對抗，為那佔了人口中絕大多數的勞動者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台灣勞工並且足以自成一股政治勢力，以社會運動的方法來影響整個社會。正如同當年蔣渭水那句有名的口號：「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

        高雄台灣鐵工所罷工的過程當中，在社會主義者連溫卿的倡議下，或許是受到1926年英國礦工總罷工的影響，單一工廠的罷工轉瞬演變成全島範圍的工廠工人「總罷工」行動。隨後，又演變為1927年度大規模的五一勞動節鬥爭──在這遍地開花的工潮當中，民營事業的勞工對上資方、國營事業的勞工對上國家，一場罷工連瑣造成另一場罷工，層出不窮的抗爭事件造成全島工人階級的組織化浪潮，工會組織如雨後春筍般生長出來。與此同時，台灣文化協會左傾以後，裂解成左右兩翼的島內反殖民知識分子，亦在這股工運浪潮當中拉攏各地勞工，增強各自的組織勢力。他們以不同的政治藍圖、實質的支援行動、以及運動的成果，樹立起己方的威信。不過，儘管左右兩翼運動者形成競爭態勢，至少在表面上，雙方仍維持著「無產階級共同戰線」，在基層工人組織之內同進同出。《臺灣民報》的評論者將這段時間稱為「勞動運動的黎明期」。

鐵工所大罷工之後則是勞工運動的「成熟期」。不同於鐵工所運動中尚且能在表面維持的「無產階級共同戰線」，左右兩翼工會系統發展到這個階段，已經壁壘分明。在當年社運的右翼方面，右派人士一脫離文化協會，就聯合了島內地主、資產階級等有經濟實力的人物，在1927年7月成立台灣史上第一個政黨「台灣民眾黨」，從而聲勢大漲。他們為運動中的工人提供了一套既有政黨推動政治主張、又有基層工會付諸實行的一整幅「改革願景」。加以同時期左翼份子紛紛入獄，台北蔣渭水、台南盧丙丁、基隆楊慶珍、台中廖進平等右翼組織者，於是在全島各地取得了工人運動的主導權，大大增強了右翼份子的影響力。直到1928年春天，勞工運動的右翼勢力，已得到約莫三十個新興工會的支持。從而在1928年2月19日，台灣島上全部的右翼工會團結起來，成立了台灣史上第一個跨產業的全島性工聯「台灣工友總聯盟」。 2月21日，右翼組織者又在民族主義的大原則之下團結在台中國移工，成立了「台北華僑總工會」。創造出「台灣民眾黨」、「台灣工友總聯盟」、「台北華僑總工會」三重組織相互提攜的運動態勢。

「台灣工友總聯盟」結成以後得到全島基層工人的廣泛支持，一路勢如破竹，在短短兩年之內成長到四十餘家基層工會、一萬餘名會員的全盛狀況。相較於左翼工會陷入內鬥，工友總聯盟以民族主義、組合主義（今譯工團主義）的精神，號召全島工人階級炮口一致對外，協調民族內部的階級矛盾，以便共同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自此以往，右翼組織者在全島各地領導基層工會進行勞資爭議，其組織狀態在1928年中段達到最高峰。當年度五一勞動節，工友總聯盟除了在各地發動大規模五一抗爭，更同時在全島範圍內操作六場罷工行動，可知其深厚實力。

其中最重要的兩個罷工事件，乃是「台南安平製鹽會社大罷工」與「高雄淺野洋灰大罷工」──前者象徵著國家機器決定採取大動作鎮壓工人階級，警察以「檢舉狂」的方式（黃師樵用語）濫捕濫訴罷工工人與組織者，有計畫地用司法機器打壓勞工運動；後者則是整個殖民地時期對峙力最強的一場罷工行動。以工人幹部黃賜為首的「高雄機械工友會」作為台灣工運的火車頭，乃是當年最有實力的基層工人組織，工友總聯盟與台灣民眾黨作為上級單位，更為洋灰工人引進了全島的社會資源作為後盾。然而，國家的暴力鎮壓卻讓這回罷工轉瞬落幕，罷工工人與組織者四十餘名被當局逮捕，並遭警方非法監禁長達七個月餘，才移送到法院（當時警察依法只有檢束罪犯一個月內的權限）。眼見國家機器決意「嚴辦」淺野大罷工的參與者，右翼人士最後只有靠民眾黨的力量去賄絡法官，才把身繫囹圄的運動者們挽救出來──淺野洋灰大罷工與隨後的司法審判，因而代表了殖民地時期台灣勞工運動在國家機器的暴力鎮壓下由盛轉衰的歷史關鍵點，宣告了勞工運動「成熟期」的結束。

在「台北華僑總工會」的組織脈絡，當年工運右翼的這條「民族主義戰線」始自1927年蔣渭水介入台北華僑洋服工友會的勞資爭議，隨後蔣氏將華僑洋服工友會改組為「華台洋服工友會」，試圖把中國移工與本島工人以同一個集體組織團結起來，從而緊隨工友總聯盟之後，右翼勢力成功地設立了「台北華僑總工會」。這民族主義戰線作為當年工運右翼的某種「理想」，確實有它落實到人間的時刻──1929年「台北木工工友會大木部」發動台北地區建築工人的大罷工，「華僑木工工友會」登時響應，於是台北城內不分本島、大陸籍的建築工人全面歇業，當局立即逮捕了華僑木工工友會會長鄭紀祥等一干核心工人幹部，並將他們遣返中國。由於殖民政府握有「遣返」大權，並將同為勞動者的本島工人與中國移工置於「勞動的分斷體制」之下，華僑與本島工人遂難以團結，經過了1929年台北建築工人罷工的大挫敗以後，華僑工人再也不敢站出來聲援本島工人，右翼的民族主義戰線就此瓦解。

就如同台灣工友總聯盟必須在南征北討、遍地狼煙的戰鬥中向廣大勞工群眾樹立起組織的威信，「台灣民眾黨」內部的勞工運動者也面臨了同樣的處境。勞資爭議由黨外的大環境延燒到黨內，蔣渭水等社會主義者與蔡培火等「資產階級的忠實同志」的關係，一如當年俗諺所云：「北水南火，水火不容」。先有勞工運動派與議會運動派的人事鬥爭、「社會主義原則」寫入黨綱的鬥爭，後有彭華英的辭職脫黨風波，彭華英更在媒體上詆毀全島工人階級與其運動者，造成民眾黨機關報《臺灣民報》上，社論文章對之口誅筆伐。凡此種種，都為蔣渭水、謝春木等民眾黨小資產階級核心幹部後來之進一步走向勞工運動、信賴工人組織的左傾未來埋下了伏筆。

至於在當年社會運動的左翼一側，繼之以1926年底直到1927年春天鐵工所罷工之際，所建立的全島性機械工會系統，左派嘗試以「產業別」為中心陸續建立起全島性的「工會聯合會」，成果包括台灣工友協助會在嘉義地區國營事業大罷工中建立的製材工會系統、台北印刷罷工中衍生出來的印刷工會系統，以及自由業為主的台北自由勞動者同盟。與此同時，也積極成立諸如彰化總工會、通霄總工會等以「地域」為中心的「地方總工會」。這些左翼工會系統並且在「工農聯合」的政治想像下協同全島農運中心「台灣農民組合」，成立「共同鬥爭委員會」，形成了「左翼工會」、「台灣農民組合」、「台灣文化協會」三者相互提攜的政治局面。可惜的是，因為隨後新竹事件、台南墓地事件中國家機器的暴力鎮壓，左翼運動者陸續遭逮捕入獄，從而導致了基層勞工、農民組織工作的頓挫。

如果單就左翼在工運方面組織工作的軌跡來討論，當「台灣工友總聯盟」組織工作的風聲傳播出來，文化協會連溫卿、機械工會聯合會陳總、台北自由勞動者聯盟胡柳生、台灣塗工會李規貞、台灣工友協助會薛玉虎等左翼組織者、工人幹部，也紛紛聯合起來，推動左翼的全島性「台灣總工會」的建設計畫。他們預計首先將各個產業別的工會聯合成「全島性產業別工會」，其次，將這些全島性產業別工會作為踏板，進一步聯合成「台灣總工會」，期同右翼工聯分庭抗禮。在「台灣總工會」的大計畫底下，1928年1月1日，左翼搶先工友總聯盟成立了台灣史上第一個全島性產業別工會「台灣機械工會聯合會」，其後「台灣製材工聯合會」、「台灣印刷工聯合會」、「台灣自由勞動者聯盟」、「台灣塗工會」（改組自台北塗工工友會）等全島性產業別、職業別組織逐一出現。然而，正當這些產職聯合會即將在更高層次聯合起來之時，左翼的「台灣總工會」計畫卻遭遇了頓挫。

1928年4月底，「台灣共產黨」於上海正式成立，黨內負責勞工運動的中央委員蔡孝乾、洪朝宗、莊春火三人在島內積極活動起來。他們的主旨在取消「台灣總工會」計畫，而以「全島勞動運動統一聯盟」取而代之。這背後的政治考量是──台灣總工會的成立將讓連溫卿一派人對左翼勞工運動的主導權更加鞏固，因而，他們打算透過「統一聯盟」政策與右翼工友總聯盟維持一種曖昧的關係，待到共產黨上大派進出之「台灣工友協助會」組織成長更為茁壯，再直接以「工友協助會系統」為中心，越過連派的「全島性產業別工會」，把「台灣總工會」建立起來。這樣，上大派便能在鬥倒連溫卿的同時取得全島左翼工運的領導權。共產黨上大派與連派工會組織者兩邊鬥爭的結果，「全島勞動運動統一聯盟」計畫成為左翼工人的內部共識，連派提倡的全島性總工會計畫無限期延宕。然而，上大派這「統一聯盟」，並沒有發揮預期的收攏右翼工人的效果，因為右翼工聯不但拒絕左翼工會的加盟，更開會決議，全面禁止會員工會加入工總聯以外的上級工會，再加上警察對左翼份子的暴力鎮壓，「全島勞動運動統一聯盟」還沒開始就一敗塗地。

連溫卿等人有見於上大派「統一聯盟」實踐之不可能性，不甘於自1927年以降發展起來的左翼工運陣地，就此自毀城池，於是另外推動了「全島工會臨時評議會」計畫。其主旨在於「即使搞不出全島性總工會，至少該把現有的左翼工會團結起來，建立穩定的共同組織」。正當上大派與工會派兩邊打得火熱，國家機器在1928下半年度「台南墓地事件」中對左翼份子的暴力鎮壓，卻打亂了左翼內部的所有規畫──蔡孝乾、洪朝宗相繼出逃大陸，連派工會組織者紛紛入獄，雙方的計畫都以失敗落空告終。隨後，共產黨中央雖然以「臨陣脫逃」的罪名開除了蔡孝乾、洪朝宗的黨籍，莊春火卻成為黨的勞動運動部長，沒有太多更積極的組織工作。連溫卿等則在出獄以後，運作文化協會的機器，動員文協成員支持「總工會」計畫，並且試圖建立「大眾黨」。可這一次，共產黨人已經全面掌握了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的主導權，並且動用日共、台共的黨機器聯合打擊連溫卿的派系──鬥爭之結果，從墓地事件直到1929年底，連溫卿、李規貞被鬥出文化協會，左翼旗下各個工會系統已分崩離析、再無法團結運作。

時序進入1930年，隨著世界經濟大恐慌蔓延到島嶼之內，帝國主義與民族內部的各路資產階級，為了將利潤的損失轉嫁到勞工身上，維持企業的生產組織於不墜，紛紛採用裁員、縮短工時、降低工資等等，限縮生產、節制勞動成本的「產業合理化」措施。台灣勞工在資本的總侵略之下紛紛起身反抗，從而喚醒新一波的工潮。同時，國家機器為了維持社會的「穩定」，對工人、農民、無產市民驟長的社會運動，進行了大規模鎮暴，島嶼上的勞工運動自此方在真正的意義上，步入《臺灣民報》所謂的「受難期」。

隨著經濟大恐慌時期全島階級鬥爭的普遍激化，繼1927年台灣反殖民社會運動陣營的左右分裂以後，台灣民眾黨在1930年再度分裂為「右中之左」與「右中之右」，這事情的導火線是蔡培火、彭華英等資產階級勢力為了與「台灣工友總聯盟」在黨內的代表蔣渭水一派人相對抗，另外成立了一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兩派傾軋的結果，資產階級同路人全部被民眾黨的左派中央開除了黨籍。在民眾黨內部的這一波階級鬥爭當中，蔣渭水、謝春木、盧丙丁等黨幹部終於認清了所謂「進步性民族資產階級」為了維護自身在經濟上的利益，恐怕不是合作的好對象。他們對外聲明「現在的社會已不是依靠有產者的時代」，這份認識導致了台灣民眾黨的進一步左傾──在社會主義者蔣渭水的大力推動之下，民眾黨全黨通過了「捍衛工農利益」、「民主集中制」、「尋求與世界弱少民族解放運動相提攜」等等的左傾綱領，然而，就在新綱領表決通過的黨員大會上，日本警察宣布了「政治結社台灣民眾黨即刻解散」的命令，台灣人第一個政黨於是歸於消滅。

國家機器的大動作鎮壓，導致勞工運動中的右翼人士更進一步左傾。社運明星蔣渭水、謝春木、陳其昌三人對外宣布舊民眾黨中央將不再籌組「合法政黨」，相反，希望舊黨員用盡全力培植基層工農群眾組織。他們基於固有的「玉碎主義」思想，提出了「工人加入工友會、農民加入農民協會、無產市民及一切被壓迫民眾組織平民同盟」的「三角戰略」新政治藍圖，並且矢言採用「列寧主義」清算過去的錯誤，進而重新規定了台灣工友總聯盟未來的發展方向。舊民眾黨左翼自覺為弱少民族工農大眾「世界革命」之一環，一方面聲明將試圖在島嶼之外尋求全世界革命同志的互相提攜，另一方面，也在島嶼之內傾全力發展基層工農組織。1931年五一勞動節鬥爭爆發前夕，蔣渭水等右翼工人組織者終於跟台灣共產黨攜手，建立了「五一勞動節共同鬥爭委員會」，至此，1927年高雄台灣鐵工所工潮以後久已崩壞的「無產階級共同戰線」，重新建立起來。

在當年社會運動的左翼方面，由於台灣共產黨中央早期錯誤的勞工政策，連溫卿時代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左翼工會組織已經一蹶不振，「全島勞動運動統一聯盟」的戰術在國家與右派的雙重夾擊之下毫無效果，這引發了島內左翼運動者與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對台灣共產黨的批判。首先，第三國際曾透過中國共產黨給台共「善意的建議」；其次，台灣共產黨書記長林木順承接日本共產黨的指令，以1928年十一月指令與1929年二月指令連續兩次批判島內的黨中央「取消全島性總工會」政策之不當，結果，林木順被謝雪紅撤銷了書記長的位置；第三，在第三國際東方局翁澤生、潘欽信的協助之下，台灣島內深入基層運動組織的黨員，包括農組系的趙港、陳德興、文協系的吳拱照、工會系的王萬得、蘇新、蕭來福聯合起來，在1930年底「松山會議」上提出他們對黨中央的運動消極性的質疑，並且建立了共產黨內部的「改革同盟」，以對抗謝雪紅一派人的做事方式。這裡必須特別指出一點，共產黨人根據第三國際中央的斯大林主義「第三期理論」作為認識論的前提，將台灣社會的經濟大恐慌視為工人階級「世界革命」高潮的前奏，因而刻不容緩地重啟島內的左翼勞工運動，重新把連溫卿1928年在不同意義上主張過的「台灣總工會」與「全島性產業別工會」計畫提到最優先處理地位，自此以往，礦山工會籌備會、運輸工會籌備會、印刷工會籌備會、台灣總工會籌備會等工作計畫陸續在蘇新、莊守、王萬得等黨員組織者的推動下開展出來。

然而，就在上述工會籌備會紛紛成功設立，共產黨、舊民眾黨兩派社會主義者合流為「共同鬥爭委員會」的時候，台灣農民組合核心幹部趙港在一次與警察的遭遇中無意識地向國家暴露了共產黨組織的存在，因此引發了橫貫1931全年度的「台共大檢舉」，左翼的工會組織、政黨組織在這一波大規模鎮壓中幾乎全數歸於消滅。在左翼勢力盡皆滅亡的情況下，共同鬥爭委員會中的舊民眾黨勢力只有自立自強──1931下半年度爆發了全島歷史最悠久、鬥爭經驗最豐富的基層本島人工會組織「台北印刷從業員組合」大罷工，然而，社會運動圈只剩下台灣工友總聯盟傾全力應援。就在罷工的過程中，被右派譽為「台灣人救主」的蔣渭水因病而死；謝春木與陳其昌等核心幹部，在國家鎮暴的大壓力中遠走中國，計畫從中國革命中汲取力量來解放台灣；台北印刷從業員組合在資方與國家的聯手進擊之下一敗塗地，組織瓦解。台灣工友總聯盟也因為這最後一次「大罷工」的失敗，從此抬不起頭來。

1932年，南部工人運動的頭兄、工友總聯盟台南區的組織者盧丙丁被國家暴力監禁到迴龍「樂生療養院」，從此與世隔絕、不知所蹤；同一時期左翼「台灣工友協助會」組織遭到警方破壞，核心工會頭人薛玉虎病死獄中，工人幹部陳承家等則被以「搶銀行」、「火車上施放毒氣」等莫名其妙的罪名關入大牢；碩果僅存的工友總聯盟在孤立無援、法西斯主義化的社會大環境下，已經無所作為。一直到1939年，工總聯台南區宣布變賣工會財產，向殖民政府奉上「國防獻金」；過了1940年，島內報紙上再見不到勞工運動的相關消息──1920年代後半自台灣鐵工所大罷工以來千辛萬苦發展起來的台灣勞工運動，至此已被軍國主義化的大環境窒息。

       

幾個不同觀點

在釐清了殖民地時期勞工運動的發展脈絡以後，這裡將本書的發現首先歸納為如下幾點：

        首先，殖民地時期的勞工運動並不如同《台灣社會運動史》／〈警察沿革誌〉的「煽動敘事」所設想的，全部是由民族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煽動」出來的。因為基層工人組織內部存在著一套「工人民主」的運作機制，不論是工會幹部、組織工作者、工會顧問，都必須以「選舉」的方式得到工會最高權力機關「大會」的認可，因此，台灣勞工可以經由民主機制去依照自己的經驗決定自己的「領導者」與「運動路線」。這裡有一個例子是1927年台北印刷工罷工之中，工會方面原本推舉民族主義者蔣渭水擔任顧問，然而，由於右派人士與資方的妥協造成了基層工人的憤怒，一部分工人脫離了右派掌握的工會，另外選舉出一位「日本人」樋口氏擔任委員長，並且加入了左翼的陣營。這個例子說明了，在工人民主的範圍以內，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並不是單方面的「煽動」，而是一種基於工會內部權力架構的特殊民主主義「交互作用」──托洛茨基在《俄國革命史》中用一個比喻很巧妙地表達了組織內部這種互為主體的關係：「領袖們在革命過程中，並不是一個獨立的但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沒有一個領導組織，那末群眾底力量將和不導入活塞箱去的蒸汽一樣地消散。然而把事變向前推進的卻畢竟不是活塞或箱子，而是蒸汽。[1]」

        其次，蔣渭水與台灣民眾黨在「左右光譜」上向來被定位為中間偏左，因為它們聯合了民族資產階級，然而，本文指出這種印象並不夠準確。與其說中間偏左，不如說是「向左滑動」作為一種左傾中派主義，它背後作功的動力來源是黨內「勞工運動派」與「議會運動派」的對立與鬥爭，而不是兩者的聯合。與此同時，民眾黨這份左傾並不是社運明星之間標新立異的「主義遊戲」，它的運動乃是社會力「由下而上」對這個階級聯盟的政黨架構的浸透──先是由於台灣工友總聯盟所屬基層工會在社會上的活躍，經由內部某種程度受限的「工人民主」，影響了作為工會組者的蔣渭水等民眾黨員，而後方有了一連串黨內的人事與路線衝突。從這個角度來看，基層工人受到右翼組織者的影響而有了民族主義傾向，蔣渭水等社運明星同樣受到工人集體的影響，而發生了「自我改造」的左傾心理過程，這樣一種「民主的交互作用」引發了巨大的能量，使得台灣勞工運動從社會基層向上發展，衝破了民族資產階級對於台灣民眾黨黨組織的掌控。當台灣勞工運動取得民眾黨政治路線的主導權，歷史經由蔣渭水之手在黨內確立了「以農工階級為中心的民族運動」，台灣勞工巨大的集體能量便從黨組織的內部逆轉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權力位階──這一回不再是資方來領導勞工，而是勞工運動透過黨的民主機制來領導資方了。這樣，民族資產階級的脫黨就成為歷史的必然，就如同本文引述過當年議會派運動者的那句至理名言：「你們花錢找自己死，真是天下的大傻瓜！」

        第三，台灣工友總聯盟事實上沒有因為民眾黨的解散停止運作，相反地它變得更為左傾，標舉了基層組織「三角戰略」以及「列寧主義」，在「共同鬥爭委員會」內與共產黨系的左翼勢力合作，從此脫離了向來獨立運作的狀態。從這個角度來看，真正象徵著當年台灣勞工運動右翼的衰落的歷史事件，並不是民眾黨解散、亦非蔣渭水死亡，而是在共同鬥爭委員會中左派被消滅殆盡以後，那一回1931年秋天台北印刷從業員組合所發動的大罷工，因為這是國家機器暴壓與全島工運實力的最後一次「真劍勝負[2]」。台北印刷從業員組合大罷工失敗以後，20年代以來台灣勞工運動碩果僅存的工友總聯盟才出現了欲振乏力的徵兆，此後歷年的五一勞動節只能開開茶會，再沒有大規模鬥爭行動。最終，到了1930年代晚期更可以進一步觀察到，曾經不屈不撓的工運份子楊慶珍與陳天順，在軍國主義與世界帝國主義戰爭的絕望前景中向國家機器繳械投降。

        第四，殖民地時期台灣勞工運動左翼勢力的內部運作狀況從來沒有被好好清理，這本論文發現，左翼工會系統在「連溫卿時代」與「共產黨時代」之間存在著「組織上的斷裂」，共產黨人雖然依舊與高雄台灣鐵工所大罷工以來建設的左翼工會保持聯繫，卻沒有實質的影響力。除了國家與右翼運動者客觀上的聯合打壓，這主要是因為謝雪紅時期共產黨人「全島勞動運動統一聯盟」的戰略失誤，導致左翼工會內鬥，基層工會很難繼續信任共產黨組織者的緣故，如此一來，共產黨實質掌握的基層工會只有蘇新、蕭來福、莊守、王萬得等黨員憑其堅定意志從頭搞起來的新生工人組織，且全部還在「籌備會」階段。因此，當台灣工友總盟取得了全島勞工運動的領導權，舊左翼工會系統內部呈現一盤散沙的狀態，其與新左翼工會之間的關係同樣是一盤散沙──左翼無法團結的這種狀態一直到1931年共產黨勢力與舊民眾黨勢力聯合為「共同鬥爭委員會」時才被打破，該委員會裡除了有共產黨人領導的工會、文化協會、農組以及舊民眾黨人領導的工總聯，更包括了舊左翼工會原已被「驅逐」的工人幹部李規貞。

        第五，殖民地時期台灣勞工運動的左翼勢力，其在工會組織工作的最重要脈絡其實是以「左翼全島總工會」的政治藍圖為中心線索。這裡有幾個歷史關鍵點──首先是1928年左右兩翼的「全島性工聯」結成計畫之爭；再來是同年度連溫卿「總工會計畫」與上大派「統一聯盟計畫」之爭，延續為連溫卿「評議會計畫」與連明燈等基層工會之爭；再來是共產黨內部「總工會計畫」推動與否的爭議，這促成了書記長林木順被撤銷職務，以及松山會議與改革同盟的出現；最後，在1931年的「共同鬥爭委員會」裡，「總工會」與「統一聯盟」兩大計畫終於達成其「辯證統一」，回到1928年台共《政治大綱》所規定的路線上，這意思是說──在左翼勢力以全島性總工會為陣地的情況下，用共同鬥爭委員會的組織形式聯合右翼工人，成立地方評議會，再向上串聯成「全島勞動運動統一聯盟」。這裡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是，那打一開始就照《政治大綱》所規定的去做不就得了？何必繞這麼多彎路？本文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乃是根據連溫卿的觀點──上大派蔡孝乾等的機會主義傾向、以及謝雪紅時期黨中央與小資產階級聯合的慾望，二者綜合起來，造成了「總工會」與「統一聯盟」在觀念上的對立，最後因為台灣共產黨人不分宗派的努力，才在勞工運動的實踐中重新把觀念統一起來。

幾個方向

        那麼，在回顧了這本書對於殖民地時期勞工運動史的研究成果以後，接下來將針對這裡未及處理、或者尚待深入探究的幾個議題面向，進行初步的闡釋：

        首先，在殖民地台灣勞工運動以其固有的「對抗或改造資本主義」的傾向，在其實踐過程中冒出了許多「工友工廠」，這是一件頗為神奇的事情，因為從世界勞工運動史的角度來看，不論工會、工聯或政黨等集體組織都是工人階級「自發性」的產物，然而，工友工廠這類「合作社」的組織並非如此，最早的合作社是在英國社會主義者歐文、法國的聖西門、傅立葉等人的倡議下發展起來的，在台灣，這種東西卻被工人運動廣泛地接受，當然，這是發展不平衡規律的結果，可這規律太過抽象不足以說明其細節。如同本文曾在第二章裡提過的，在高雄工友鐵工所罷工發生以前，早期的參與運動塌塌米師傅們就曾經在罷工以後脫離公司，自產自銷。然而，真正具有象徵性意義的「工友工廠」依舊是鐵工所罷工末期產生的「明德工程局」或曰「高雄工友鐵工所」，因為黃賜等工會幹部在〈明德工程局宣言〉裡正式提出了以「勞資協調的精神」取代「資本主義」的觀念，從而在工友工廠的章程裡明文規定了「投資而未勞動者，或者勞動而未投資者，不得置喙工廠營運之事」這種，從制度面去限縮資本對於勞動的宰制的辦法，這讓高雄工友鐵工所具備了一種在殖民地資本主義大環境下搞小規模社會實驗的「空想社會主義」性質。在高雄罷工的起頭作用之下，可以觀察到，後來許許多多的右翼工會都在罷工中創立了這種合作社，譬如說，台北華僑洋服工友會、基隆洋服工友會、新竹木工工友會等等不一而足。

「工友工廠」這種東西同時具備著進步性與反動性的兩副面孔，首先，它可以用來訓練運動中的勞工的「自我管理」，讓他們明白工人階級本可以在不依靠資方的情況下維持社會生產，這是身體感覺的社會主義學校；然而，它同樣可以用來把革命性的運動工人綁回資本主義的既存結構，只要把「會員大會」轉變成「股東大會」就行，因為再怎麼樣內部搞共產主義的合作社，對外都必須接受資本主義的價值規律，從而在市場上競爭廝殺，大環境的不利將使得以利潤為中心思考方式在根本意義上優先於互助共享的精神。從今天的角度回望，老實說，對於這些「工友工廠」的發展情況依舊所知甚少，它們內部狀況如何？能否堅持下來？遭遇過甚麼困難？是否最終轉變為資本主義企業？所有這些問題一點頭緒也沒有，與此同時，工友鐵工所中的這一大群台灣版的聖西門傅立葉，他們的經驗與教訓全部沒有保存下來，不得不說這是件遺憾的事。

其次，本書雖然整理了殖民地時期工人組織發展的軌跡，然而，不得不說受限於資料匱乏，對於基層工會運作方式的理解並不全面、亦不深入，比較知道的只有他們在勞資爭議、運動過程中所做出的行動與反應，這是本文著力於運用新聞紙資料的必然後果。今天的地方工會組織存在著定期或臨時的理監事會、常務理事會、會員大會等等運作架構，然而，對於殖民地時期基層組織的這類運作方式，除了台灣工友總聯盟因為留下了章程，大致還可以了解，其餘的工人組織運作方式則完全一無所知──他們是否和今天一樣有著定期會與臨時會的分別？他們的大會怎麼開？這些都有待更多新出土的資料來說明。

另一方面，在組織章程所規定的範圍以外，殖民地時期工會內部的集體生活長成甚麼樣子？我們知道，日本人主導的台北大工組合曾經以公積金的方式，確保會員醫療喪葬、返回內地時的必要金錢花費。台南總工會則在盧丙丁的倡議之下成立了「弔慰部」，由於當年婚喪喜慶花費不貲，他們將慶弔道具收歸工會財產，以低廉的價格出借給工會會員與一般市民使用，同時回收少許金錢累積工會基金。台南總工會亦曾經對一般市民舉辦「大懇親會」，會上除了辦桌讓購票入場的市民吃吃喝喝，同時也播放電影、開催演講會，聯合社運團體、文化團體的劇團、樂團，將娛樂與教育同時提供給市民大眾。從這些事情可以知道，事實上，當年的工會組織內部亦存在著多采多姿的集體生活，然而，今天依舊所知甚少。如果未來的研究者依據更深厚的資料進一步探討當年工運內部的集體生活，我們方有可能在社會運動的菁英以外，得知會員群眾的人際網絡、動員網絡、階級互動，乃至於反資本主義的運動性工會與殖民地資本主義社會之間，到底存在著怎樣一種關係，其背後的辯證法究竟為何？

第三，這本論文尚且無力為殖民地時期勞工運動內部的「培力」機制畫出一幅完整的圖像。本文已經追蹤出當年工會裡的知識份子組織工作者、乃至於後來的台灣共產黨人，絕大多數都是「社會問題研究會」、「台北青年體育會」等等組織培養出來的；黃賜、陳天順等等工人幹部出身的勞工領袖，則是從基層工人鬥爭中取得運動經驗、群眾基礎，從而上升到全島性工聯內部的政治性位置。然而，凡此種種運動者的生產機制，其更進一步的圖像卻依然不夠完整，有待來者釐清。事實上，當時不分左翼右翼的工運團體都有其「外圍組織」，民眾黨系擁有遍布各地的「勞動青年會」，文協系則是「無產青年會」──這些階級性不那麼強烈、用來吸引一般學生與市民的外圍組織，為殖民地時期的台灣勞工運動培養出一整個世代的組織者、運動者、文學家、哲學家。舉幾個例子，1930年紅極一時的「反普運動」高舉破除迷信的招牌，正是由「勞動青年會」中的青年文化運動者發動的；台南那位有名的「馬克思主義佛學家」林秋梧，早先亦是在「赤崁勞動青年會」裡頭搞文化運動，他出家時震動了台灣社運圈，人稱「馬克思進文廟」，引起不小的騷動。除了這些一般性的組織，當年在基層工會內部同樣進行著各種各樣的勞工培力，譬如說，透過讀書會、研究會、讀報社、識字班等等方式，聘請社會運動家或者各種「青年會」裡頭的知識份子，與工人一起研究勞動權益、法律規章、世界知識、文史哲學，乃至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在這個意義上，工運組織的培力工作同樣扛起了一種掃除文盲、發明文化、破除迷信、訓練民主的現代化任務，只不過走的並非是資本主義路線。在這本論文釐清了工運組織的發展脈絡以後，未來的研究者如欲進行這部分的研究工作，相信多少可以省力一些。

第四，殖民地時期的台灣勞工運動事實上是這「掐頭去尾的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之一個環節。在右翼一側，台灣民眾黨與工友總聯盟的組織構造，乃是蔣渭水根據聯俄容共時期的「中國國民黨」以及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南京總工會」章程，從中打造出來的，而後兩者根源於當時第三國際中央斯大林主義的「階級聯盟」政策，因此，右翼的「全民運動」與「民族主義」不論在其組織層次或思想層次都有著「國際根源」。在左翼一側，連溫卿與共產黨同樣深受日本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經驗的影響，規定了台共任務的《政治大綱》本身就是日共中央委員渡邊政之輔對1928年以前日本經驗的總結。與此同時，第三國際的斯大林主義同樣對台灣共產黨有著根本性的影響，1928年9月國際確立「第三期理論」取代了早期的「階級聯盟」，這樣從極右到極左的「大搖擺」，造成了島內共產黨人根據「第三期理論」對謝雪紅的「階級聯盟」傾向進行清算，並且加快了組織工作的步伐。從這個角度來看，殖民地時期台灣勞工運動從捍衛基層工人日常利益的「自發性經濟鬥爭」出發，逐步向上形成了工會、工聯等集體組織，同時經由「政黨」與「國際」的中介，向上連接到「世界革命」──上級單位與基層組織形成一種「生動的交互作用」，從而在「經濟鬥爭」中拉出了不可思議的政治高度。

這一點即使在當年工運參與者的主觀意識裡頭亦然。別忘了，左傾以後的台灣民眾黨曾公開宣言欲尋求「國際組織」的支持，與「世界弱少民族解放運動」相提攜；左派更是自覺地從斯大林主義「第三期理論」出發，將台灣島內的經濟大恐慌視為「世界資本主義矛盾總爆發」的症候，並以「蘇聯第一個五年計畫」的成功象徵著社會主義經濟的興起，預言「世界革命高潮」的到來。這樣就很清楚了，不論從客觀或主觀的層次來說，殖民地時期台灣勞工運動都是「世界革命」的一個環節，在這份意義上，如果未來的研究者可以從托洛茨基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角度出發，綜述台灣勞工運動與世界革命的交互作用，那麼，對於「冷戰結構」的清算、對於作為「世界工人運動低谷」的當下時代的反身性理解、以及對於相對於「資產階級民主」的另外一種民主追求──倘若能釐清這些「我們從哪裡來？該往何處去？」的大問題，必將是歷史上莫大的貢獻。

蔣渭水曾經為五一勞動節作過一首自創歌曲，寫出了一個世代台灣勞工的願景，這首歌在當年被日本警察課以行政處分。其歌詞是這樣寫的：

美哉世界自由明星

拚我熱血為他犧牲

要把非理制度一切消除盡清

記取五一良辰

旌旗飛舞走上光明路

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不分貧賤富貴責任依一互助

願大家努力一起猛進[3]

在那幾年間島嶼上風起雲湧的五一勞動節鬥爭裡，在港都高雄的工友會會館、在大雨淋漓的豐原街道、在台北街頭與日本警察的肉身搏擊當中，這首歌曾經在全島各地，被團結於台灣工友總聯盟旗幟下的勞工們傳唱，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不分貧富貴賤責任全依互助，這樣一種以分享的精神為大前提，追求全體民眾富足安樂的「新社會之夢」，但願不致化作歷史上轉瞬消逝的過眼雲煙──在這條旌旗飛揚的「光明路」上，願大家努力一起猛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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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托洛茨基著，王凡西譯《俄國革命史》第一卷（上海：春燕出版社，1941），頁19。

[2] 日文裡「認真地對決、比賽」的意思。簡炯仁曾說，日本警察之所以解散民眾黨，因為懼怕左傾後的民眾黨以「民族鬥爭混合階級鬥爭」作為發展路線，簡氏亦稱此種路線為「真劍的民族解放運動」。見簡炯仁，《台灣民眾黨》（台北縣板橋市：稻鄉，1991），頁223-224。

[3] 見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增訂版》下冊（台北：海峽學術，2005），頁738。

工時不只是工時

目前的《勞基法》修法爭議首先是一場縮短工時、增加休息時間的戰爭。在台灣，光是從2010年到2014年，就有156名勞工過勞而死，現行勞動體制造成的超長工時正在致人於死，它必須轉型。勞工需要休息，「砍7天假」卻延長了勞工的工作時間；「1例1休」號稱落實周休二日，政府卻發明一種用來加班的「休息日」，讓雇主可以繼續用錢買斷勞工的休息時間。在一般的情況下，雇主要買，勞工是不能拒絕的。

如同16年前，此次《勞基法》的修法政府再度運用「配套措施」在「彈性」的名義底下為資方開後門，抵消實際縮短工時的效果。「彈性」不只是一個關於工時調度的概念。在資方，它根本上是節省人事成本的問題；在勞方，它卻是把時間拿去配合工作的生活品質問題。試想人們口中的「幸福經濟」到底是什麼？不就是「合理工時、合理工資」？

在《勞基法》修法的過程中，可看見台灣政府在勞資雙方中間游移，勞動體制的改革總是跨出一步、倒退兩步。政府不願意正視一個事實，那就是「幸福經濟」是需要成本的，因為勞方工時的減少代表資方人事成本的提高，如果台灣不願意支付這個成本，那勞工就會永遠在「長工時、低工資」的深淵裡徘徊。

在台灣，大多數受雇者因為底薪低廉，需要加班來提高收入；因為加班，工時拉長，資方可以一個人當兩個人用，不需要去雇用更多人手，勞動市場當然向資方傾斜。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因此，如果不把工時上限縮短，讓資方選擇補充人力，勞動市場將繼續畸型下去。如果不把工時規範在一個限度，資方總是可以透過降低工資或增加工時彈性，來把人事成本維持在近似水準，扭曲勞動市場。

爭取「歸還7天國定假日」、「2天例假」，從工時問題開始，卻不止於工時，這是整個勞動體制必須要轉型的問題。過往那種幫助企業節稅、削減人事成本的道路，已被證明無助於提高生活品質，現在又到了16年一次的修法機會，須要透過更健全的勞動法令幫助企業跳出不斷cost down的邏輯，完成基層勞動體制的轉型正義。

2016-07-19 初稿
2016-07-21 於中國時報

竹書紀年

這地方一直以來被我拿來堆放詩作，像個擺滿紀念品的房間，雕蟲小技，自娛娛人。不知不覺間，原來已八年沒更動版面。

人間正道是滄桑。這些年經歷許多事，人也成長了。寫作雖然緩慢，畢竟沒有停過，陸續也產出一些詩以外的文字。時過境遷，便想一起堆放進來。

站在這裡，那些激情與碰撞、悲憤與憂傷，黑暗房間裡隱約反光的不明物體，包圍著我的，都是走過的痕跡。

大學時候讀著杜牧的詩句，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壯懷激烈，當如是也。可竹書紀年它記載著，舜死葬蒼梧。聽說被流放了，死在雲夢大澤之畔。

一路走來只是不斷幻滅。我才發現，還是需要一個地方紀錄、回顧。像是把東西埋起來，心境畢竟不同。

全球衰退與產業整併，矽品員工自救會何去何從？

若隱若現的關廠危機

11月14日矽品精密員工「抗明」自救會北上抗爭，攜家帶眷三千多人，擠滿了凱達格蘭大道。自救會的主要訴求是，「反對敵意併購，拒絕掠奪，請政府立法保障優良企業」。這與矽品董事長林文伯杯葛日月光進入董事會的願望不謀而合。然而，基層員工心中所想的，和資方高層果真沒有分別？員工們最核心的焦慮是什麼呢？抗爭當天，宣傳車上貼著大字報「日月光掠奪矽品九部曲」，預言了日月光往後將如何掏空公司。

1.     買25%股權，限制矽品取得大額資金。

2.     進入董事會，介入經營，反對融資擴產、開發新產品，遏制矽品成長，核心技術根留日月光。

3.     冷眼旁觀客戶逐步減單，矽品業務萎縮。

4.     由分身入主矽品，將矽品訂單轉給日月光高雄、中壢、大陸。（現有廠房還很空）

5.     藉口客戶減單、營運不利，惡意逼退員工。

6.     轉賣矽品廠房設備，左手換右手套利。

7.     關廠裁員，矽品2萬員工失業，10萬家屬抗爭，政府頭痛，社會失序。

8.     矽品下市，所有股東都哭哭，慘賠出場。

9.     低價合併矽品，出售廠房土地，日月光再賺最後一筆。

事實上，自救會已經準確地預見了未來。然而，比起矽品資方憂慮著一直以來所經營的事業遭人掠奪，員工們更擔心的卻是工作權，這關係到兩萬家庭的生計。回顧日月光過往併購公司、大玩金融遊戲的不良紀錄，關廠裁員的遠景恐怕會逐步變成現實。

日月光曾在1999年收購位於南投縣南崗工業區的環隆電氣。隨後大舉裁員，環電在2010年從台股下市，並以資產重組的名義，將其主要資產整合進中國環旭電子。2012年2月，環旭電子以A股身份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據報載，環隆電氣在台市值約40億人民幣，到了上海，環旭電子市值搖身一變，翻兩倍到80億元。許多評論者認為張虔生掏空台灣產業，轉移到大陸進行金融套利，這無疑是企業經營的邪門歪道。而日月光之併購宏璟建設、洋鼎科技，自救會亦認為其中存在可疑的資產轉移。

筆者在現場和一位彰化廠的作業員談到，老闆換人做，果真有差別？他說，其實沒什麼差，但如果關廠，那差別就大了。與矽品資方「抗拒掠奪、保全基業」的動機不同，基層員工所面對的是社會上聲名狼藉的資本家進入公司後，工作權可能的動搖，和一個隱隱然即將發生的「關廠危機」。兩造之間具有質性上的不同，而日月光這共同的敵人，卻把勞資雙方團結在一起。從工人運動的角度來看，這個做法在短期之內無疑是務實的，更是正當的。不過，長期而言，恐怕是要撞牆的一條路。

組織工會是員工唯一出路

現階段，日月光雖然掌握了25%的股權，不過，董事會中並沒有日月光的代表。張虔生果真有什麼動作，都會是在明年6月董事會改選以後。在此之前，矽品目前的資方，或者說公司派，其與日月光之間的攻防博弈，主戰場必然是在阻止日月光進入董事會，或者至少限縮日月光在未來董事會內部所能取得的權力。這是巨大產業資本與資本之間的諸神之戰，工人階級在一旁搖旗吶喊，或許可以為某一方助陣，然而，對於資本的集中趨勢，誰併吞了誰，並不具有決定性的力量。

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已經明白擺在眼前了。誰擁有的股票數量多，誰就能取得董事會中更多的權力；誰擁有的資金更多，誰就能收購多得多的股票。這些都是市場上的等價交換，縱使收購的一方挾帶著任何陰謀與不軌，都不會因為自救會之「抗明」而吐出已經到手的股權。同樣地，只要日月光沒有違反現行法規，沒有內線交易、不當資金來源等情事，矽品公司派就只能嘗試募集更大規模的資本以反抗資本。這正是焱元投資近百億資金出台的原因。因此，倘若自救會的行動僅止於聲援資方，不可能如願逼迫日月光放棄股票所有權，更不可能真正解決焦慮，面對全球半導體產業整併趨勢中那份工作權的動搖以及隱約浮現的關廠危機。

不過，我們也必須看見，即使是這樣不利的情況，工人階級的集體行動都已經展現出巨大的力量——國家在11月抗爭過後，不數日間，便修法規定了往後企業之間的購併行為必須通過「特別委員會」的審議，以確保交易的公平性、合理性。這說明了團結起來的工人足以變革社會制度，不會被忽視。呂紹煒旋即在風傳媒的專欄上發言批判矽品，說林文伯在「資本市場」裡頭搞「民粹」，實在不應該。這種攻擊、這份恐懼，應該視之為對台灣勞工團結力量強大的頌讚。

讓我們來大膽地預測未來。試想，明年6月以後，要不日月光進入董事會，成功介入經營；要不矽品公司派和日月光在董事會內部互相拉扯，此消彼長，形成某種均衡；但除非檢調發現了違法情事，並沒有一種可能，是日月光自願放棄公開收購到的股權。經驗告訴我們，任何一家公司進入了另一家公司，為了鞏固其經營權，不論其在董事會內的力量是否足夠大，都要把管理階層轉變成自己的人馬。那麼，這第一批工作權受到影響的高階勞工，和「抗明」自救會幹部有多大的重疊呢？現在自救會裡已經在公開場合拋頭露面的幹部們，是否有自信不會成為日月光的眼中釘、背中刺？不會在第一波的整肅中失去自己努力捍衛的工作權？

如果公司派在董事會的鬥爭中勝利了還好，但如果失勢了，在運動目前勞資合作、一致抗明的路線上，誰來保障自救會工人的權益？到時候，工人除了自己救自己，再沒有他人依靠。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認為在關廠危機與工作權動搖的陰影下，自救會聯合資方的戰略，短期來看是務實且合理的，然而，就長期而言，只有組織成工會才能確保勞方的工作權，才能在未來半導體產業整併的大浪中確保兩萬員工家庭的生計。我們認為自救會應該朝這個方向努力。

更進一步說。一旦有了工會組織，就能在現行法規的框架下取得團結權、集體協商權與罷工權。如果未來公司在董事會之爭當中陷入動盪，或者日月光不巧掌控了經營權，工會將可以透過團體協約的方式，保障矽品員工應有的待遇，並拒絕不當的人事調度，阻止可能的逼退行為。而如果整個工會，或者幹部個人，遭受到資方的打壓、開除、或其他不利益對待，都可以啟動國家的「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藉由公權力捍衛自身的權益。更重要的，在勞資雙方職場權力不對等的條件下，罷工權將確保勞方有本錢與資方進行對等的、平起平坐的協商對話，有利於未來勞方取得更好的待遇。

足以給矽品員工自保自救的武器都準備在眼前了，當整個產業、整個公司，山雨欲來風滿樓，為何不拿到手上防範未然？更何況，張虔生手腕之高、口袋之深，以及歷來日月光資方的不良行徑，國家是如何應對、懲處，大家都很清楚。無良商人總是全身而退。

景氣循環與企業整併

企業間的整併、資本的集中已是全球半導體產業的趨勢，矽品與日月光之爭，在這宏觀視野底下，可以看作這股浪潮中台灣資產階級的路線之爭。亦即，台灣的半導體產業應該走向垂直整合，或者水平整合。前一條路已陷入暫時性的頓挫，以林文伯與鴻海失去的合作願景為代表；後一條路，則是以日月光的公開收購股票為代表。

在10月15日的臨時股東會前夕，不幸地，外資兩大機構Glass Lewis、ISS以「公司治理」問題為由反對矽品與鴻海之整合，外資不認為垂直整合所能為股東贏得的利益，大過於林文伯以過低股價迎接白衣騎士，對股東所造成的不利益。

這裡，怎樣的整合比較好倒是其次，現在尚且無法斷言，但真正的重點是，產業變遷的趨勢導致了整合必然會發生。雖然眼下整併的急迫性還在凝聚之中，但不管是林文伯、張虔生或郭台銘，乃至於外資，都已經以「整合」為框架思考著未來台灣半導體產業的佈局。美光之併購華雅科、紫光資金之大量湧入，都明示著未來的產業動盪。

這份產業整合的驅動力，根源於全球消費性電子產品在歐美、中國終端市場的飽和。在手機、電腦幾乎人手一台的今天，生產過剩的情況導致了產品價格的向下競爭，從而引發廠商之間普遍性的利潤率下滑。其中又以直接面對終端市場的手機製造業者充當受災的急先鋒——全球手機出貨量雖然仍在成長，但其成長率已逐年下降，從去年還有27.5%，今年根據報載國際數據資訊公司（IDC）的預測，只剩下10.4%。今年夏天以來，包括聯想、微軟、高通、索尼等等國際大廠紛紛發布了全球性的裁員計畫。在台灣，這股裁撤大浪直接造成了宏達電、中環、威睿等廠商總和近千名員工的大量解僱案。

蕭條景氣的燎原之火從終端市場開始，經由一紙一紙縮減的訂單，還要往產業鏈的上游延燒。我們不知道這沿著產業鏈向上一級一級回溯的火苗，需要多少時間抵達下一站，但是從手機廠宏達電8月宣告、10月裁員，11月就輪到近年積極打入手機市場的面板廠華映宣布千名員工14個月的無薪假。那麼，更為上游的IC封測、製造、設計業，應當都指日可待。目前全島光是「有通報」的無薪假工人就有五千五百餘人，當然，其中電子業佔了八成。這就是為什麼身處產業鏈上游的資本家，例如張虔生、郭台銘，紛紛開始佈局整合、未雨綢繆。畢竟在野火抵達以前，只有透過產業整合化身為更大規模的企業，或者至少必須是近似於卡特爾的聯盟形式，才能有效提升自身的市場力量（Market Force），創造更大的壟斷性以賺取超額利潤，突破利潤率下滑的經濟規律。

更別提中國當局極力發展IT產業，試圖在大陸以企業兼併的方式，建構出成套完整的產業鏈。為此，紫光集團挾著龐大資金收購了力成，同時劍指聯發科。對於台灣這個出口導向經濟體賴以維生的半導體產業來說，大局既已動盪，陸資又在探門，前門有虎，後門有狼。

這樣景氣的榮枯以及跨國企業相互整併的趨勢，對台灣勞工來說意味著什麼？

我們知道，在產業衰退的動盪前景中，資方必然會想辦法把虧損與風險轉移到勞方身上，裁員、調動、改班制、無薪假，都會在「共體時艱」的大義名份下紛紛出籠。宏達電、華映等企業的行動已說明一切。企業的整併，往往也意味著員工的裁撤與生產組織的重整。部分經濟學家與新聞媒體習慣把景氣循環說成是類似天氣的東西，下雨了你也沒辦法。但事實上不是這樣。在衰退的大環境中到底是資方或勞方應該承擔風險與虧損，這取決於階級力量的對比。為了取得跟資方議價的籌碼，組織成工會是勞動者必要的防禦手段。

回到矽品「抗明」的脈絡裡，日月光與矽品公司之爭，本質上是台灣不同資本家之間，面對全球產業變遷、面對蕭條景氣所做出的對策反應。這不是一個偶然事件，而是受到來自產業鏈下游的衰退前景的衝擊，企業家拓險求生所做出的理性判斷。因此，不是因為自救會所謂「髒錢牲」的道德瑕疵，導致了今天若隱若現的工作權與關廠的危機。在看到商場上呼風喚雨、半人半神的資本家的「道德缺憾」的同時，更需要看到背後整個經濟運轉的規律，以及產業趨勢所導致的變革動盪的必然性。

到目前為止，日月光作為一個「無良」財團，連繫著張虔生不擇手段追逐利益的商人性格，這種負面形象不只是矽品公司內部的共識，泰半也是社會大眾的共識。然而，資本之間的兼併，以大吃小，競爭滅敵，並不隨個人的德性而轉移。這樣說好了，如果張虔生有良心，未來隱隱然威脅基層員工生計的「關廠危機」就一定不會發生嗎？裁員、調動、無薪假，都可以因此避免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為整條產業鏈都已經燒起來了。縱使我們相信矽品公司派是個好得多的資方，在大環境的諸多不確定性面前，工人能夠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力量。

小結：工人團結挺過產業風浪

台灣工運界有一句台語流行話：「工人沒人疼，只有自己拚。」我們必須再次強調——組織工會決定自己的命運，團結才是勞工唯一的出路。景氣的循環榮枯是全球經濟狀況的決定；在蕭條中把風險與虧損轉嫁給勞工，那是資方的決定；但是，在未來的風暴中是否要接受可能的裁員、調動、改班制、無薪假，吞下那隱約關廠遠景所帶來的焦慮，這是台灣勞工自己的決定。只有組成工會，勞工才有可能在挺過這波產業風浪的同時，把自己的損傷減到最低，同時保障同袍，維持一家起碼的生計。距離日月光真正介入矽品的經營還有一段距離，不論任何時間點、不論狀況有多惡劣，只要矽品員工有心組織，我們都願意傾全力協助，歡迎透過臉書跟我們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