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綦轍低迴遍

——《全島總罷工：殖民地台灣工運史》後記


1. 反抗絕望

殖民地工運的內外在條件，和當代台灣自主工運已有極大差異，這導致當年許多戰略、戰術與操作幾乎不可能複製到今天。比如說，在《勞資爭議處理法》的框架下，聯合組織並沒有罷工權，因此，除非工人階級決定挑戰法體系，工運幾乎不可能重現「全島總罷工」。反之亦然，今天許多情況也不可能出現在當年，日本時代沒有「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保護被打壓的工會幹部，統治階級的鎮壓力道更遠超過今天。

對比今日相對成熟的「法治國家」，百年前台灣勞工所面對的叢林法則、民族歧視，彷彿一個陌生的異世界。那麼，殖民地台灣工運史對今天還能有什麼意義呢？

首先必須確立一個觀點——兩個時代工運的差異並非「質變」，而是同類物在不同社會經濟條件下的「變形」。戰後勞動三法的實施確實改變了工會生態與鬥爭手段，然而，由於現代國家與雇傭勞動持續存在，勞、資、政三方所做的事基本沒有改變。如果視此差異為「質變」，兩個時代交相參照的可能性將被關閉，其共通處亦無法得到解釋。如若不然，今日的台灣人方有可能從歷史裡得出一些教訓。

簡單舉例，《勞資爭議處理法》以冗長法定程序規範罷工權，同時也提供了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保護工會；《工會法》則在戒嚴時代消滅了跨廠場的產業工會，導致台灣勞工難以形成自為階級，然而，卻也提供法定會務假確保工會運作。在知曉台灣工人曾經發動全島總罷工，並藉跨廠場產業工會調度、配置全階級內部的資源以後，方才知曉那些被今日法體系所排除的「可能性」是什麼。保障和限制乃是一枚硬幣之兩面，勞動三法不只是保護勞工，更是國家用來馴化勞工，塑造其所願望之階級生態的治理工具。

對我而言，歷史演化、滄海桑田的教訓是某種「想像力」的結果，它教導人們，眼前所見一切牢不可破的現實，皆未必亙古不變、自然而然。

比如說，習慣了企業工會架構的今日台灣人，很難想像台北日華紡織會社的員工，會為一間遠在高雄的工廠發動罷工；習慣了《團體協約法》的架構，很難想像複數公司的資方跟複數公司的勞方進行集體協商，甚至由甲公司的工人跟乙公司的資方進行談判，進行某種交叉攻擊，以緩解廠場內勞資關係的打壓力道。

這些因為「失去歷史」所導致的「想像力匱乏」，其概要可以描述成——原來工運曾有人這樣搞，原來今天的現實並不是真正的現實。在兩個可能世界的對照下，自主工運自身的歷史定位可以重新出土。殖民地工運既是自主工運的他者與鏡像，也是構成了自主工運的自我的前提。

回頭認識殖民地台灣工運史，不只是重見台灣工人階級馴化以前的面孔，更是重新認識當代，重新認識那個通往未來的自己，而不是過去的自己——變革性的政治想像可以由此開啟。

譬如，解僱事件雖為權利事項，殖民地工人不上法院，直接罷工；罷工以前也不經調解，沒有什麼預告期、冷凍期，務必不讓資方和客戶有機會做準備；罷工糾察隊不只守護罷工封鎖線，更要巡狩廠區周遭村落，破壞公司徵才活動，瓦解替代性勞動力來源；一廠之內的勞工撐不過罷工斷薪，則由上級工會命令全島基層捐款援助，調度全階級之資源。所有這些操作與經驗，今天縱不太可能發生，卻足令人重啟政治想像中的「刀槍棍」。誠如從前曾茂興所言，刀法、槍法、棍法才是真正的勞動三法。

面對著無法撼動的巨大結構，人們往往只是陷入絕望，隨後，人們把絕望的內化稱為理想性的消滅。然而，無論用上多麼正義的理由，即便把自身最激進的行動給禁止了，終於拒絕去挑戰結構了，某種被徹底擊潰的挫敗感卻依舊保存下來——因為在絕望中放棄自己同樣不符合人性。可悲的是，這卻是資本主義現代性作用在勞動者身上的病徵，繁榮的城市裡行走著無數被掏空的靈魂。

對我而言，歷史正是人類被拋擲到此類絕望之地時，其中一種救贖方式。當它指出眼前的現實不是現實，作為主體的人遂得以變得更為現實，現實到足以在具體條件的限制中看見另個「異世界」，開啟行動與變革。在此意義上，殖民地台灣工運所處的可能世界從未消失，蔣渭水、連溫卿、蘇新、王萬得從未消失，民眾黨、老台共與台灣工人階級的政治化也未曾消失——他們不存在於過去，而是存在於未來。

歷史說，縱使凡存在的必然合理，但眼前合理的存在並不是必然。因此，歷史它反抗絕望。


2. 書寫歷史

《殖民地台灣工運史》乃是由我的碩士論文《殖民地時期台灣勞工抗爭史》改寫而成，主要是修正錯誤、增補文獻、清晰論點，又花費我三年工餘時間。最初的版本脫稿於2014年，正是三一八運動發生的時候，有時早上寫論文，晚上便到立法院外看朋友，在行政院外遭遇警察；數年後我已在桃園市產業總工會工作，分別對殖民地工運史進行了二度、三度的改寫，期間與2016年至2018年一系列罷工與抗爭共時。

本書在寫作的過程中得到許多的人幫助。首先要感謝吳密察、林欣宜、黃美娥三位教授費心跟我討論內容，指引方向。也感謝慈林教育基金會、國家藝術文化基金會、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以及前衛出版社、鄭清鴻學長，讓本書的寫作與出版成為可能。再者，則要感謝桃園市產業總工會與南亞電路板錦興廠企業工會對我的照顧，特別是南電工會第四屆理監事會與章秋雲秘書。

中央研究院的林文凱老師曾在《台灣學通訊》第105期〈昭和經濟危機下的台灣勞工運動（1927-1933）〉，以其經濟學專業給予我深刻提點，指出碩論版本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在此表達真誠的感謝。

值得對話的一點，林文凱老師提醒，今人應注意蔣渭水與連溫卿的史觀，兩人受限於工人革命政略，導致該史觀無法掌握當時經濟變化的全貌。這是確實的，人的觀點總會受到自身條件的限制，然而，他們的看法有另種特殊價值，因為它產生自當年基層勞工的真實困境，具體而微地呈現了工人奮鬥、突破的軌跡。

當年基層工運發展出來的史觀，如果要具備與時推進的、更廣泛的解釋力，它就需要被今人繼承與發展，否則，終究只能成為一個中斷的、破碎的傳統。如果沒有更多人在其中思索，該史觀與其中寄託的願望也僅僅是過去的歷史，而不是延續到今天的歷史。

一九二〇年代晚期曾有一群人，無懼於當權者的壓力，在各個工廠裡累積台灣勞工的自主力量，串上串下鬥不停，蔣渭水、連溫卿不過其中之二。今天，我也看到各式各樣的人在不同位置上努力，有人在各地工會裡勞心勞力；有人試著發展勞工的政治力量；有人提供法律、技術等各種資源；有人協助移工、非典與遭遇職災的更弱勢者爭取保障。

在我工作的南電工會裡，我也看見幹部們如何在日常生活裡維持一個四千人的工會繼續運轉，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大規模的虧損裡依舊爭到調薪，不景氣的時候擋下派遣制度，管理不當時有人介入喊停。沒有工會的一般受薪者很難想像，雇主那種時不時逼近的「軟土深掘」有可能被工會即時阻擋。這讓我相信，工會裡懸掛曾茂興當年題字的匾額「伸張正義」是有可能的。

回到《殖民地台灣工運史》的書寫上。由於本書的寫作目的為「重述被遺忘的歷史」，汲汲於呈現史料內容，因此，具有清楚的資料彙編或故事集之性質。在敘事結構上，本書並非如一般論文以問題意識為核心切入，相反，專注在整理、釐清各工運事件的來龍去脈，只因為先前沒人做過這份工作。

這種「羅列史料」的寫法，其好處是儘可能多地保存歷史記憶，然而，壞處則是難以呈現核心命題，以及問題意識容易模糊——當「拒絕遺忘」成為重點，那所有史料都是重點。巨大的資料量也導致本書無力進行理論性的探討，然而，相信在史料整理完畢後，往後的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社會運動家，將更有條件進行抽象工作，追問更深刻的問題。

本書只是一個基礎，只是彙整了過去工人運動留下的痕跡，期待後之來者更充分地運用這批資料，屆時，台灣史作為深藏的礦脈方能展露其真正價值。詩云，百年綦轍低迴遍，忍作空桑三宿看？是以為誌。


2019-04-19 完稿

鐵門

半夜，一名男子大聲說話
酒瓶砸在鐵門上
你聽見了
半個世界崩解的聲音

人越來越多了
翻過拒馬，立法會裡的人群
不能立法，並不是臥軌的人
就能擋下火車

世界，沿軌道奔跑之瘋狂
國家它注視著你
澆熄了催淚瓦斯的一雙手
昨夜也摟著愛人

你曾無數次質疑
鐵門以外，廣闊光明的地方
但鐵門只是兀自站著
生鏽著
像人行使自由的意志

人越來越多了
更堅固的道理，砸在鐵門上
你總是擔心著
下一個碎掉的，又是人

人的臉孔、指紋，與信用
人的電子身份證
人的同溫層，層與層的接點
人也總是在思考
一把傘在雨中撐起的天空

那一夜
水柱、石塊、鎂光燈
警棍、膠彈，更為雄辯的道理
同時砸在鐵門上
你不服的眼睛像是
宇宙裡唯一發亮的星球


2019-08-10 初稿
2019-09 於創世紀200期

在愛丁堡的中秋節

前兩天中秋節，彭宏達傳訊息問我，國外的月亮有沒有比較圓？我到戶外去，因為時差的緣故愛丁堡還是白天，空中沒有月亮，卻看到蘇格蘭社會主義黨（Scottish Socialist Party）。

他們在路邊辦連署，認為該把最低工資提高到所有工人每小時10鎊的水準，且主張蘇格蘭獨立。

年輕的黨工告訴我，英國的最低工資制度居然是有差別待遇的：16-17歲的工人每小時4.35鎊，18-20歲的工人每小時6.15鎊，21-24歲的工人每小時7.70鎊，25歲以上，每小時8.21鎊。他說，年輕人的工資等同於「垃圾」（rubbish）。這裡的餐館一頓飯動輒7鎊，甚至10鎊以上。

原來統治階級運用差別待遇，把勞資問題偷換成世代問題，這手段全世界都在用。因此，他們主張最低工資應當一視同仁，提昇到同個更好的水平。

大幅提高最低工資的政策在英國，遭遇到跟台灣一樣的質疑，就是中小企業會倒閉。甚至公部門對民眾的服務也將難以維持足夠人力。但蘇格蘭社會主義黨卻認為，工資提高連帶也會提高內需消費，以及稅收，已足夠使中小企業與公共服務維持運轉、度過難關。

照片中拿麥克風的人是Collin Fox，他是黨的共同發言人（co-spokesperson），住在愛丁堡。據說早在1984、85年英國礦工總罷工中，他就以組織者的身份在工會裡工作著，對抗著柴契爾夫人消滅工人陣地的政策。當蘇格蘭諸多政黨組織成「Yes Scotland」聯盟推動蘇格蘭獨立公投，Fox擔任SSP在聯盟中的代表。

2014年公投結果出來，44.7%的選民主張獨立，55.3%的選民反對獨立，投票率高達99.9%，這已經是很小的差距。

黨工們也告訴我，現在北愛爾蘭Harland & Wolff造船廠全體123名工人正在罷工，並且已經佔領工廠，封鎖了所有出入口。這是當年建造了鐵達尼號的船廠，也是當地產業的重要象徵。工人以佔廠為籌碼，要求英國中央政府將造船廠「重新國有化」（renationalise），或者至少該為造船廠找到一個新的經營者。

故事是這樣的。沒幾個月前英國Johnson政府突然宣佈要在East Belfast當地發展觀光產業，授予MJM Marine公司獨占經營權，以9百萬鎊收購Harland & Wolff船廠——政府說，MJM公司將協助原有工人到郵輪去從事新工作。然而，就在在這筆收購完成前兩週，MJM Marine突然跳票，宣佈他們只願意出2百萬鎊，並且不包含原先協助工人轉置新職位的計畫。

我想起台灣的國道收費員，遠通獨占ETC業務的時候也向政府承諾轉置工人，卻跳票了。當工人開始抗爭，遠通卻在轉置過程中百般刁難，用各種方式改變工人原有的待遇。

在北愛爾蘭，Harland & Wolff的工會組織了一個代號「眼鏡蛇」的委員會（Cobra Committee），一方面動員佔領工廠，一方面，他們要求北愛爾蘭民主聯盟黨（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向Johnson政府施壓，取消收購，重新國有化。
民主聯盟黨是一個親英格蘭的政黨，他們有跟中央政府溝通的管道，但最初並沒有意願為工人採取實質行動。工會於是以「反輔選」向政黨施壓——如果民主聯盟黨不動，他們將在East Belfast的工人社區中反向動員，叫大家在即將到來的普選中不要投給它。

政治上的施壓為工人爭取到一個新的機會：政府將遣散日期向後推到今年9月30日。工人認為即使沒有資方，自己也具有獨立運作工廠的能力——光是政府宣佈結束營業以後，就有廠商聯絡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鎊的維修訂單詢問，根本不需要廢棄原有的業務。

遣散日期展延以後的狀況證明了工人的想法。有意願接手船廠經營的公司紛紛出現，至少有2到5間，說明了政府原本就沒必要直接把經營權交給MJM Marine獨占。且這些廠商多認為Harland & Wolff具有綠色產業（green industry）的技術，該往那個方向走，而非直接轉軌到觀光，任由技術與背後整串產業鍊消滅。

黨工告訴我，從北愛爾蘭到蘇格蘭，數千名工會分子都在關注這場罷工的過程、啟發與教訓，因為這場罷工證明了工會活動的潛在實力，以及工人階級集體行動對產業發展的影響力。Harland & Wolff的工廠仍在佔領中，不知道結果會如何。或許下次再遇到這些黨工，他們會跟我說更新的情況。

至於月亮，因為晚上下雨了，最後我也沒看到。即使是圓的，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稍留。


2019-09-15 於臉書

有關2019英國大選

昨天英國大選結果出來，保守黨獲得壓倒性勝利。總理Boris Johnson也在選後宣告，民意支持他的脫歐方案，明年一月底前英國一定脫歐。保守黨在選戰中獲得365席次，工黨只有203席次，值得注意的是，公開主張蘇格蘭獨立的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成為國會第三大黨，拿到48個席次。這暗示了下一輪英國政治上最大的難題，將是蘇格蘭獨立公投。

有人認為英國工黨敗選主因是經濟政策太過激進，但這種說法，其實沒有考慮到英國內部圍繞著「主權問題」的諸多爭議、特別是英格蘭與蘇格蘭之間分歧的政治願景，以及這些問題的交互作用。

蘇格蘭的主流民意反對脫歐。在2014年獨立公投中，55%選民反對獨立，其中主因是蘇格蘭如果脫英，也將連帶脫歐。但現在情勢逆轉了。英國即將脫歐，蘇格蘭主流民意卻依然反對脫歐，也討厭保守黨十年執政卻對蘇格蘭經濟之沉淪冷眼旁觀。一個多月前，蘇格蘭民眾才在愛丁堡發動了20萬人的反脫歐大遊行，昨天勝選的保守黨卻決定不顧蘇格蘭民意，宣言把脫歐硬幹到底。

在這次選戰中，蘇格蘭民族黨主席Nichola Sturgeon宣稱將在大選後推動第二次獨立公投，讓真實的民意可以呈現。獨立後的蘇格蘭將有資格以自身國家名義加入歐盟。

蘇格蘭民意的流向讓民族黨的席次在這次大選中大幅上昇，同樣地，也吃掉了工黨在蘇格蘭的選票。其中一個原因，工黨主席Jeremy Corbyn始終不對脫歐議題表態反對，許多蘇格蘭人轉而寄希望於獨立公投。另一個讓Corbyn腹背受敵的原因，工黨在蘇格蘭的地方政治上需要民族黨的合作，因而謠傳Corbyn與Sturgeon有共識，如果工黨勝選將放行蘇格蘭獨立公投。這導致支持英國聯合的選民視Corbyn為分裂國家，投不下去。

獨立公投能否順利舉辦將是蘇格蘭民族黨的下一個挑戰。保守黨總理Boris Johnson今日已宣示自己不會舉辦第二次獨立公投，而蘇格蘭民族黨目前束手無策。事實上，當大選前英國社會看衰Boris Johnson這位滑稽總理的選情，脫歐民調的結果已暗示了保守黨的勝利。蘇格蘭電視台（STV）訪問民族黨的候選人，如果保守黨成功連任，他們對獨立公投的B計畫是什麼，民族黨人則回應：我們不需要B計畫。

可以知道，除了Boris Johnson個人的政治生涯得到鞏固，脫歐成為定局，英國這次大選並沒有解決太多問題。全民健保（National Health Service）資源匱乏的危機，不但沒有在選舉中得到重視，更謠傳Johnson將引進美資醫療企業，讓他們分一杯羹。更重要的，蘇格蘭獨立運動將因為保守黨漠視、壓抑民意的政策，而得到進一步增強。這恐怕是自1707年蘇格蘭與英格蘭聯合成為大英帝國以來，蘇格蘭獨立運動最為高漲的歷史時刻。

回到一開始的提問，英國工黨敗選真的是因為經濟政策太過於激進嗎？對英國選民而言大選不單純是民生問題，更重要的是主權問題。對我而言，飄洋過海來到愛丁堡，再一次見證了基層人民因為政治情勢，不得不在國家主權與民生問題之間做出選擇，好像兩者只能對立。但真正的問題，其實是人們沒有更多選擇。


2019-12-15 於臉書

真實

近十五年前，我還是大學生的時候，有朋友問我，畢業後你打算做什麼工作？那時仍是風和日麗的每日每日，我們在杜鵑花樹旁放肆地玩著滑板，研究各種把板子卡上鐵杆、翻著落下樓梯的招式，也在花下飲酒，隨便就醉倒在地上。

我回他，大概找個書店裡的工作，讓我可以繼續讀書、寫詩，這樣很好了。朋友覺得我胸無大志。

我總是懷疑當時為何這樣回答？或許存在某種成為文學家的志願，或許早早知道，詩集賣相不佳，寫詩的人必得有個正職。但寫詩這事本身，縱使沒人認為有前景，甚至朋友也愛調侃我自稱詩人，我卻兀自寫著，寫著，沒有停過。

最早是在中學的時候。想到詩句就依手邊的紙片寫下，再在白紙上構造成段落、通篇，刪刪改改，最後把完稿謄到一本綠色筆記本上。那是回到十七、八年前了。我拿出筆記本給一位女同學看，他說，你寫的根本不是詩，你沒有天份。下課時間，我一個人跑到操場旁邊哭。

我真的沒有寫詩的天份嗎？是不是我對自己存有誤會？真實的我是詩人，或者是其他？我對真實的探問是從自我出發，又鑽入自我，當時卻不知道這是死胡同，問不出解答。

或許是為了證明自己，我開始投稿報紙副刊，跟寫詩的朋友們通信討論詩藝。紙筆寫成的老式信件，每一首新詩寫就，心之所思，趕快寄給筆友林勝韋、李廣元，那是弱小心靈的寄託。林勝韋今天是有名的樂評人，我至今遺憾，以他才情不再發表詩作；李廣元則是當年台積電學生新詩首獎。

第一個刊登我詩作的是中央日報副刊，以筆名發表。當時我感覺，真實是我做出來的，不管別人怎麼看，因為發表了，所以我是詩人。但我並不知道，更為真實的卻是這條思路的陰暗面——因為媒體、文學獎與其後的更大範圍的團體，例如國家，等等社會機制肯定了某種意義，你的詩不錯，該意義形成我也認可的現實。我只是活在某種泡泡般包裹著個人的現實裡頭。

但真實跟現實就像水窪與其倒影，並不是同一件事情。

來到大學就讀中文系，林勝韋告訴我，有個人叫郭哲佑，很會寫詩。我到某堂課的教室把他攔下，就這樣，大學四年成為跟郭哲佑一起的四年。我們一起吃午餐、買飲料、弄詩刊，在舊體育館後頭討論文學為何物。當時有個論題，相較於自然科學探究世界的真實，文學所表現的事物，在什麼意義上它不只是表面的修辭？郭哲佑說，詩以其美學表現了另一種真實，美學亦有其客觀性。

是的，我至今仍相信文學反映真實。

曾經我只想當個書店店員，只想不停發表詩作，讓社會機制所賦予的意義形成我自身的意義，構成我生活其中的現實。但真正畢業的時候我很迷惘，獨立書店一間一間關閉，已不是憑詩藝能養活自己的世界，再好的詩作都無法兌換成充分的麵包。大學時代最親的同學，一位轉入金融，一位去當廟公，最後都與文學無關。滑板社的硬漢們為了各自的前程，散落到澳洲、美國、中國大陸，我思索著安身立命的道理——我們都是風中的草芥。

風吹起來的時候，所謂的七年級生一畢業就遇上22k，然後是金融海嘯裡橫行的無薪假，高漲的房價使人不敢成家；表弟大學選填生物科技，兩兆雙星的前瞻產業，最後也放棄治療，轉行他就。我在台灣文學研究所讀著楊逵、陳映真與蔣渭水，也找了份工作，在新竹與桃園的產業總工會，學著協助工人維持工會的運作。或許是不自量力，但總希望微小的力量，多少影響嚴苛的環境。

有一天，那位在廟裡修行的同學來向我募款，他們要在山上蓋一尊巨大的、鍍金的神像。我捐了，因為那是他的夢想，而這個夢是他的現實與我的現實交會之處，我很珍惜，想支持他。那時候，我清楚意識到每個人各自的現實並不總是平行線，而會互相纏繞、互相扶持，有時也互相衝突。

譬如在勞資爭議的場合。在桃園市政府的調解會議上，我擔任某上市公司一位業務員的調解委員，資方認為他處理訂單的過程有問題，造成公司損失，開除他是正確的。勞方認為公司營運轉趨低迷，就挑小毛病逼退資深員工，節省人事成本。語言與意義交織著，各自不同的現實在會議室裡對撞，好像勝出的一方就能代表真實。資方代表揚言有種去法院告公司，不歡而散。

到底誰的現實能成為真實呢？幾天後，經理私下打電話給勞工，說公司願意付一筆幾十萬的和解金，但是你不能再跟產業總工會的人串連鬧事。業務員與我的協助關係結束了。我明白，沒有一個現實可以真正成為真實——兩個現實之對撞，只會產生第三個現實，然後是第四個，人生原來是現實無限孳生的鎖鏈，我困在裡面，奔跑沒有盡頭。真實永遠在他方，追趕不上。

這就是文學了。在鍍金的神像底下與桃園市政府的會議室裡，我同時看見了每個人各自的現實、交纏的鎖鏈，以及它們背後作用的巨大組織力——企業、工會、國家、宗教，那些吹動或吹破個人之泡泡的更廣闊的風。而那塑造了一顆又一顆反光的泡泡的行動，屬於真理與謊言的技藝。

我又想起郭哲佑當年的語言，文學表現真實，美學自有其客觀性——美或不美不只是主觀的感受，而存在著許多客觀的、可以用來預測讀者反應的規則。人們根據規則構造出意義，把意義組裝成各自擁有的現實，再在其中生存著、掙扎著、合作著、優勝劣汰著。而所有一再改變各項規則、從而整體性地改變了賽局的力量，都是浩浩湯湯、無有止息的大風。

但我也記住了，真實只能被表現，不能被確知。不可逼視的太陽在肩上閃耀，照亮我眼中的一切。真實不是現實，但其遙遠臨在，卻使眼前的輪廓清晰起來。

老關廠工人在台北車站臥軌的時候，我也站在急停的火車前。車頭燈描繪出我輩幽暗的側臉，月台上充斥著旅客「輾過去」的呼聲；各家媒體報導著，或者說工人欠錢不還，或者說勞權重要；勞委會早已打電話到工人家裡，說你家有人欠錢不還。無數盞鎂光燈閃著，人群湧動著，我在鐵軌上被各種聲音、語言、意義給淹沒，千百人不同的現實在車站裡對撞，各自成為彼此的一部分。

說到底，每個人所擁有的現實，巨大的組織力與時代風向所構造的每一個現實，其中何者更為真實？

那一瞬間我幡然悔悟，面對著過多的現實、難以消化的意義，竟使真實本身顯得荒涼，彷彿不存在一個正確的解釋。我之揀選意義所構築出來的自我，也同樣荒涼。當部份媒體生產著對工人極不友善的意義，我也曾根據副刊之給予肯定自己的存在——你的詩不錯，你寫作，所以你是詩人。

這並不是主張人該抗拒社會機制，因為人不可能在真空中構造意義。而是說，該對現實的構成方式有所警惕，更重要地，該與同胞們協商，因為我們都是彼此現實的構成因素之一。這一點，再次證明了我乃風中草芥，隨著時代動亂的風向，在熾熱太陽底下的荒漠、在楊逵時代所遺留的寫實主義的廢墟裡飄盪。

如果問我文學是什麼，我會引用杜甫：在真實世界無限荒涼的景物裡，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散落在各地、我親愛的朋友們，希望你們一切都好。


2019-09 於印刻文學19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