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地方一直以來被我拿來堆放詩作，像個擺滿紀念品的房間，雕蟲小技，自娛娛人。不知不覺間，原來已八年沒更動版面。
人間正道是滄桑。這些年經歷許多事，人也成長了。寫作雖然緩慢，畢竟沒有停過，陸續也產出一些詩以外的文字。時過境遷，便想一起堆放進來。
站在這裡，那些激情與碰撞、悲憤與憂傷，黑暗房間裡隱約反光的不明物體，包圍著我的，都是走過的痕跡。
大學時候讀著杜牧的詩句，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壯懷激烈，當如是也。可竹書紀年它記載著，舜死葬蒼梧。聽說被流放了，死在雲夢大澤之畔。
一路走來只是不斷幻滅。我才發現，還是需要一個地方紀錄、回顧。像是把東西埋起來，心境畢竟不同。
2015年12月31日 星期四
全球衰退與產業整併，矽品員工自救會何去何從？
若隱若現的關廠危機
11月14日矽品精密員工「抗明」自救會北上抗爭，攜家帶眷三千多人，擠滿了凱達格蘭大道。自救會的主要訴求是，「反對敵意併購，拒絕掠奪，請政府立法保障優良企業」。這與矽品董事長林文伯杯葛日月光進入董事會的願望不謀而合。然而，基層員工心中所想的，和資方高層果真沒有分別？員工們最核心的焦慮是什麼呢？抗爭當天，宣傳車上貼著大字報「日月光掠奪矽品九部曲」，預言了日月光往後將如何掏空公司。
1.
買25%股權，限制矽品取得大額資金。
2.
進入董事會，介入經營，反對融資擴產、開發新產品，遏制矽品成長，核心技術根留日月光。
3.
冷眼旁觀客戶逐步減單，矽品業務萎縮。
4.
由分身入主矽品，將矽品訂單轉給日月光高雄、中壢、大陸。（現有廠房還很空）
5.
藉口客戶減單、營運不利，惡意逼退員工。
6.
轉賣矽品廠房設備，左手換右手套利。
7.
關廠裁員，矽品2萬員工失業，10萬家屬抗爭，政府頭痛，社會失序。
8.
矽品下市，所有股東都哭哭，慘賠出場。
9.
低價合併矽品，出售廠房土地，日月光再賺最後一筆。
事實上，自救會已經準確地預見了未來。然而，比起矽品資方憂慮著一直以來所經營的事業遭人掠奪，員工們更擔心的卻是工作權，這關係到兩萬家庭的生計。回顧日月光過往併購公司、大玩金融遊戲的不良紀錄，關廠裁員的遠景恐怕會逐步變成現實。
日月光曾在1999年收購位於南投縣南崗工業區的環隆電氣。隨後大舉裁員，環電在2010年從台股下市，並以資產重組的名義，將其主要資產整合進中國環旭電子。2012年2月，環旭電子以A股身份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據報載，環隆電氣在台市值約40億人民幣，到了上海，環旭電子市值搖身一變，翻兩倍到80億元。許多評論者認為張虔生掏空台灣產業，轉移到大陸進行金融套利，這無疑是企業經營的邪門歪道。而日月光之併購宏璟建設、洋鼎科技，自救會亦認為其中存在可疑的資產轉移。
筆者在現場和一位彰化廠的作業員談到，老闆換人做，果真有差別？他說，其實沒什麼差，但如果關廠，那差別就大了。與矽品資方「抗拒掠奪、保全基業」的動機不同，基層員工所面對的是社會上聲名狼藉的資本家進入公司後，工作權可能的動搖，和一個隱隱然即將發生的「關廠危機」。兩造之間具有質性上的不同，而日月光這共同的敵人，卻把勞資雙方團結在一起。從工人運動的角度來看，這個做法在短期之內無疑是務實的，更是正當的。不過，長期而言，恐怕是要撞牆的一條路。
組織工會是員工唯一出路
現階段，日月光雖然掌握了25%的股權，不過，董事會中並沒有日月光的代表。張虔生果真有什麼動作，都會是在明年6月董事會改選以後。在此之前，矽品目前的資方，或者說公司派，其與日月光之間的攻防博弈，主戰場必然是在阻止日月光進入董事會，或者至少限縮日月光在未來董事會內部所能取得的權力。這是巨大產業資本與資本之間的諸神之戰，工人階級在一旁搖旗吶喊，或許可以為某一方助陣，然而，對於資本的集中趨勢，誰併吞了誰，並不具有決定性的力量。
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已經明白擺在眼前了。誰擁有的股票數量多，誰就能取得董事會中更多的權力；誰擁有的資金更多，誰就能收購多得多的股票。這些都是市場上的等價交換，縱使收購的一方挾帶著任何陰謀與不軌，都不會因為自救會之「抗明」而吐出已經到手的股權。同樣地，只要日月光沒有違反現行法規，沒有內線交易、不當資金來源等情事，矽品公司派就只能嘗試募集更大規模的資本以反抗資本。這正是焱元投資近百億資金出台的原因。因此，倘若自救會的行動僅止於聲援資方，不可能如願逼迫日月光放棄股票所有權，更不可能真正解決焦慮，面對全球半導體產業整併趨勢中那份工作權的動搖以及隱約浮現的關廠危機。
不過，我們也必須看見，即使是這樣不利的情況，工人階級的集體行動都已經展現出巨大的力量——國家在11月抗爭過後，不數日間，便修法規定了往後企業之間的購併行為必須通過「特別委員會」的審議，以確保交易的公平性、合理性。這說明了團結起來的工人足以變革社會制度，不會被忽視。呂紹煒旋即在風傳媒的專欄上發言批判矽品，說林文伯在「資本市場」裡頭搞「民粹」，實在不應該。這種攻擊、這份恐懼，應該視之為對台灣勞工團結力量強大的頌讚。
讓我們來大膽地預測未來。試想，明年6月以後，要不日月光進入董事會，成功介入經營；要不矽品公司派和日月光在董事會內部互相拉扯，此消彼長，形成某種均衡；但除非檢調發現了違法情事，並沒有一種可能，是日月光自願放棄公開收購到的股權。經驗告訴我們，任何一家公司進入了另一家公司，為了鞏固其經營權，不論其在董事會內的力量是否足夠大，都要把管理階層轉變成自己的人馬。那麼，這第一批工作權受到影響的高階勞工，和「抗明」自救會幹部有多大的重疊呢？現在自救會裡已經在公開場合拋頭露面的幹部們，是否有自信不會成為日月光的眼中釘、背中刺？不會在第一波的整肅中失去自己努力捍衛的工作權？
如果公司派在董事會的鬥爭中勝利了還好，但如果失勢了，在運動目前勞資合作、一致抗明的路線上，誰來保障自救會工人的權益？到時候，工人除了自己救自己，再沒有他人依靠。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認為在關廠危機與工作權動搖的陰影下，自救會聯合資方的戰略，短期來看是務實且合理的，然而，就長期而言，只有組織成工會才能確保勞方的工作權，才能在未來半導體產業整併的大浪中確保兩萬員工家庭的生計。我們認為自救會應該朝這個方向努力。
更進一步說。一旦有了工會組織，就能在現行法規的框架下取得團結權、集體協商權與罷工權。如果未來公司在董事會之爭當中陷入動盪，或者日月光不巧掌控了經營權，工會將可以透過團體協約的方式，保障矽品員工應有的待遇，並拒絕不當的人事調度，阻止可能的逼退行為。而如果整個工會，或者幹部個人，遭受到資方的打壓、開除、或其他不利益對待，都可以啟動國家的「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藉由公權力捍衛自身的權益。更重要的，在勞資雙方職場權力不對等的條件下，罷工權將確保勞方有本錢與資方進行對等的、平起平坐的協商對話，有利於未來勞方取得更好的待遇。
足以給矽品員工自保自救的武器都準備在眼前了，當整個產業、整個公司，山雨欲來風滿樓，為何不拿到手上防範未然？更何況，張虔生手腕之高、口袋之深，以及歷來日月光資方的不良行徑，國家是如何應對、懲處，大家都很清楚。無良商人總是全身而退。
景氣循環與企業整併
企業間的整併、資本的集中已是全球半導體產業的趨勢，矽品與日月光之爭，在這宏觀視野底下，可以看作這股浪潮中台灣資產階級的路線之爭。亦即，台灣的半導體產業應該走向垂直整合，或者水平整合。前一條路已陷入暫時性的頓挫，以林文伯與鴻海失去的合作願景為代表；後一條路，則是以日月光的公開收購股票為代表。
在10月15日的臨時股東會前夕，不幸地，外資兩大機構Glass Lewis、ISS以「公司治理」問題為由反對矽品與鴻海之整合，外資不認為垂直整合所能為股東贏得的利益，大過於林文伯以過低股價迎接白衣騎士，對股東所造成的不利益。
這裡，怎樣的整合比較好倒是其次，現在尚且無法斷言，但真正的重點是，產業變遷的趨勢導致了整合必然會發生。雖然眼下整併的急迫性還在凝聚之中，但不管是林文伯、張虔生或郭台銘，乃至於外資，都已經以「整合」為框架思考著未來台灣半導體產業的佈局。美光之併購華雅科、紫光資金之大量湧入，都明示著未來的產業動盪。
這份產業整合的驅動力，根源於全球消費性電子產品在歐美、中國終端市場的飽和。在手機、電腦幾乎人手一台的今天，生產過剩的情況導致了產品價格的向下競爭，從而引發廠商之間普遍性的利潤率下滑。其中又以直接面對終端市場的手機製造業者充當受災的急先鋒——全球手機出貨量雖然仍在成長，但其成長率已逐年下降，從去年還有27.5%，今年根據報載國際數據資訊公司（IDC）的預測，只剩下10.4%。今年夏天以來，包括聯想、微軟、高通、索尼等等國際大廠紛紛發布了全球性的裁員計畫。在台灣，這股裁撤大浪直接造成了宏達電、中環、威睿等廠商總和近千名員工的大量解僱案。
蕭條景氣的燎原之火從終端市場開始，經由一紙一紙縮減的訂單，還要往產業鏈的上游延燒。我們不知道這沿著產業鏈向上一級一級回溯的火苗，需要多少時間抵達下一站，但是從手機廠宏達電8月宣告、10月裁員，11月就輪到近年積極打入手機市場的面板廠華映宣布千名員工14個月的無薪假。那麼，更為上游的IC封測、製造、設計業，應當都指日可待。目前全島光是「有通報」的無薪假工人就有五千五百餘人，當然，其中電子業佔了八成。這就是為什麼身處產業鏈上游的資本家，例如張虔生、郭台銘，紛紛開始佈局整合、未雨綢繆。畢竟在野火抵達以前，只有透過產業整合化身為更大規模的企業，或者至少必須是近似於卡特爾的聯盟形式，才能有效提升自身的市場力量（Market Force），創造更大的壟斷性以賺取超額利潤，突破利潤率下滑的經濟規律。
更別提中國當局極力發展IT產業，試圖在大陸以企業兼併的方式，建構出成套完整的產業鏈。為此，紫光集團挾著龐大資金收購了力成，同時劍指聯發科。對於台灣這個出口導向經濟體賴以維生的半導體產業來說，大局既已動盪，陸資又在探門，前門有虎，後門有狼。
這樣景氣的榮枯以及跨國企業相互整併的趨勢，對台灣勞工來說意味著什麼？
我們知道，在產業衰退的動盪前景中，資方必然會想辦法把虧損與風險轉移到勞方身上，裁員、調動、改班制、無薪假，都會在「共體時艱」的大義名份下紛紛出籠。宏達電、華映等企業的行動已說明一切。企業的整併，往往也意味著員工的裁撤與生產組織的重整。部分經濟學家與新聞媒體習慣把景氣循環說成是類似天氣的東西，下雨了你也沒辦法。但事實上不是這樣。在衰退的大環境中到底是資方或勞方應該承擔風險與虧損，這取決於階級力量的對比。為了取得跟資方議價的籌碼，組織成工會是勞動者必要的防禦手段。
回到矽品「抗明」的脈絡裡，日月光與矽品公司之爭，本質上是台灣不同資本家之間，面對全球產業變遷、面對蕭條景氣所做出的對策反應。這不是一個偶然事件，而是受到來自產業鏈下游的衰退前景的衝擊，企業家拓險求生所做出的理性判斷。因此，不是因為自救會所謂「髒錢牲」的道德瑕疵，導致了今天若隱若現的工作權與關廠的危機。在看到商場上呼風喚雨、半人半神的資本家的「道德缺憾」的同時，更需要看到背後整個經濟運轉的規律，以及產業趨勢所導致的變革動盪的必然性。
到目前為止，日月光作為一個「無良」財團，連繫著張虔生不擇手段追逐利益的商人性格，這種負面形象不只是矽品公司內部的共識，泰半也是社會大眾的共識。然而，資本之間的兼併，以大吃小，競爭滅敵，並不隨個人的德性而轉移。這樣說好了，如果張虔生有良心，未來隱隱然威脅基層員工生計的「關廠危機」就一定不會發生嗎？裁員、調動、無薪假，都可以因此避免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為整條產業鏈都已經燒起來了。縱使我們相信矽品公司派是個好得多的資方，在大環境的諸多不確定性面前，工人能夠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力量。
小結：工人團結挺過產業風浪
台灣工運界有一句台語流行話：「工人沒人疼，只有自己拚。」我們必須再次強調——組織工會決定自己的命運，團結才是勞工唯一的出路。景氣的循環榮枯是全球經濟狀況的決定；在蕭條中把風險與虧損轉嫁給勞工，那是資方的決定；但是，在未來的風暴中是否要接受可能的裁員、調動、改班制、無薪假，吞下那隱約關廠遠景所帶來的焦慮，這是台灣勞工自己的決定。只有組成工會，勞工才有可能在挺過這波產業風浪的同時，把自己的損傷減到最低，同時保障同袍，維持一家起碼的生計。距離日月光真正介入矽品的經營還有一段距離，不論任何時間點、不論狀況有多惡劣，只要矽品員工有心組織，我們都願意傾全力協助，歡迎透過臉書跟我們聯絡。
國道收費員，有理或無理？
第一個該問的問題是，身為「勞工」的約聘雇收費員為何不受《勞基法》的保障？他們不分日夜在國道上重複著取票找零的動作，風吹雨打的辛苦更不足為外人道──這是典型的勞力工作，只因為行政院發出來的「解釋函」說他們薪水來自公務體系的「人事費」，所以不具備勞工身分，不適用於《勞基法》。可是，先是有了收費員在國道上服務了數十年，才有行政院的「解釋函」，既然如此，國家所主張的「收費員不是勞工」，根本不是他們不適用於《勞基法》的原因，而是為了排除他們的勞工身分，後來才有的行政院用來自我合理化的「藉口」。而收費員的訴求只是最起碼的《勞基法》待遇，許多不理解的人竟攻擊他們是想當公務員、是懶惰。
那麼，第二個該問的問題，為什麼行政院不把國道收費員解釋成「一群勞工，為了官僚行政的方便而領了人事費」，相反地，卻故意去解釋成「一群領了人事費所以不是勞工的勞動者」呢？首先，如果約聘雇收費員是勞工，國家將會違法，人力運用體系將面臨全面檢討的壓力──根據《勞基法》第9條，約聘雇（定期契約工）如果從事「繼續性工作」，法律將承認其「不定期契約」的地位。簡單來說，依規定任何事業單位不得「約聘」一位勞工長達20幾年，國家為了繼續並合理化這個既成事實，自己的規則自己訂，就把約聘僱收費員排除到法律外頭去。其次，如果收費員具有勞工身分，國家將要付出大筆的金額，不管是以法定退休金資遣費的形式，或者是以補償過去濫用約聘雇臨時人員的「錯誤政策」的形式。更何況，年資最深的抗爭收費員已在國道上服務了29年。
事實上，國道收費員的「雇傭身分」分為兩種──首先，「約聘雇」身分者完全被排除在《勞基法》退休金與資遣費的年資保障之外，只能拿到條件比一般勞工更差更差的「離職儲金」（依年資不同，最多可能會與《勞基法》所規定的差到100多萬）；第二，「臨時人員」身分者具備勞工資格，享有《勞基法》起碼的保障，然而，他們的年資只能從2008年算起。換句話說，平均起來都工作了十幾年的他們，所謂「政府已依法結清」的年資只有5年。總而言之，不管是哪一種雇傭身分的收費員，都因為「完全」或「部分」地被《勞基法》排除在外，因而失去了身為「勞工」該有的權利。
打從一開始，不是收費員在「法理」上站不住腳，而是國家濫用權力、任意解釋法條，有意剝奪了他們腳下的磐石、他們的立足之地。這裡必須特別指出兩點──
第一，《勞基法》的基本精神，在於「一視同仁」地保障所有勞動者。勞動者權益的保障是勞動法令存在的「目的」，然而，我國當局卻將之棄若敝屣，以「知法玩法」的方式，工具性地運用法條排除弱勢者，將勞動法的目的從「保障勞工」置換成「剝削勞工」，這是無比荒謬的情境。第二，這些被排除的「年資」（高達15483年）所代表的意義，對雇主（國家）來說只是「錢」該發多少，對勞工來說卻是退休以後下半輩子的生活水平，因此，是「延遲給付的生活工資」，是雇主對員工血汗應盡的義務，更是法律的目的、保障的對象。當國家為了「精簡人力」，運用各種方法鑽營法條、縮短收費員的年資，實際上是讓為國工作了大半輩子的勞工，晚年生活頓失依靠，更平白剝奪了十幾年、二十幾年青春奉獻的「延遲工資」。找盡理由閃避自己該負的責任，為此不惜扭曲勞動者的法定權益。
如果用更宏觀的視野來看待收費員抗爭裡法律的「排除政治」，就會發現，不論是對全島受薪階級傷害最深的「責任制」、「變形排班」或拖垮了整體勞動條件的「非典型就業」，全部是在圖利財團的政策下，把勞工從勞動法令的規範中排除出去。簡單說，我先修法給你縮短工時，再用「責任制」、「約聘雇」等等後門漏洞把你排除到法律外頭，讓你看得到吃不到。讓法律的「例外狀態」從外部去拖垮法律的「正常保障」，這樣，台灣社會的勞動權益哪有伸張的一天？在這個意義上，國道收費員自救會喊出「廢除約聘雇」，正是在反抗當局這種法律的「排除政治」，不只是為了自己，更是為了禁絕人力的胡亂運用，扭轉全台灣就業環境的非典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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