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

近十五年前，我還是大學生的時候，有朋友問我，畢業後你打算做什麼工作？那時仍是風和日麗的每日每日，我們在杜鵑花樹旁放肆地玩著滑板，研究各種把板子卡上鐵杆、翻著落下樓梯的招式，也在花下飲酒，隨便就醉倒在地上。

我回他，大概找個書店裡的工作，讓我可以繼續讀書、寫詩，這樣很好了。朋友覺得我胸無大志。

我總是懷疑當時為何這樣回答？或許存在某種成為文學家的志願，或許早早知道，詩集賣相不佳，寫詩的人必得有個正職。但寫詩這事本身，縱使沒人認為有前景，甚至朋友也愛調侃我自稱詩人，我卻兀自寫著，寫著，沒有停過。

最早是在中學的時候。想到詩句就依手邊的紙片寫下，再在白紙上構造成段落、通篇，刪刪改改，最後把完稿謄到一本綠色筆記本上。那是回到十七、八年前了。我拿出筆記本給一位女同學看，他說，你寫的根本不是詩，你沒有天份。下課時間，我一個人跑到操場旁邊哭。

我真的沒有寫詩的天份嗎？是不是我對自己存有誤會？真實的我是詩人，或者是其他？我對真實的探問是從自我出發，又鑽入自我，當時卻不知道這是死胡同，問不出解答。

或許是為了證明自己，我開始投稿報紙副刊，跟寫詩的朋友們通信討論詩藝。紙筆寫成的老式信件，每一首新詩寫就，心之所思，趕快寄給筆友林勝韋、李廣元，那是弱小心靈的寄託。林勝韋今天是有名的樂評人，我至今遺憾，以他才情不再發表詩作；李廣元則是當年台積電學生新詩首獎。

第一個刊登我詩作的是中央日報副刊，以筆名發表。當時我感覺，真實是我做出來的，不管別人怎麼看，因為發表了，所以我是詩人。但我並不知道，更為真實的卻是這條思路的陰暗面——因為媒體、文學獎與其後的更大範圍的團體，例如國家，等等社會機制肯定了某種意義，你的詩不錯，該意義形成我也認可的現實。我只是活在某種泡泡般包裹著個人的現實裡頭。

但真實跟現實就像水窪與其倒影，並不是同一件事情。

來到大學就讀中文系，林勝韋告訴我，有個人叫郭哲佑，很會寫詩。我到某堂課的教室把他攔下，就這樣，大學四年成為跟郭哲佑一起的四年。我們一起吃午餐、買飲料、弄詩刊，在舊體育館後頭討論文學為何物。當時有個論題，相較於自然科學探究世界的真實，文學所表現的事物，在什麼意義上它不只是表面的修辭？郭哲佑說，詩以其美學表現了另一種真實，美學亦有其客觀性。

是的，我至今仍相信文學反映真實。

曾經我只想當個書店店員，只想不停發表詩作，讓社會機制所賦予的意義形成我自身的意義，構成我生活其中的現實。但真正畢業的時候我很迷惘，獨立書店一間一間關閉，已不是憑詩藝能養活自己的世界，再好的詩作都無法兌換成充分的麵包。大學時代最親的同學，一位轉入金融，一位去當廟公，最後都與文學無關。滑板社的硬漢們為了各自的前程，散落到澳洲、美國、中國大陸，我思索著安身立命的道理——我們都是風中的草芥。

風吹起來的時候，所謂的七年級生一畢業就遇上22k，然後是金融海嘯裡橫行的無薪假，高漲的房價使人不敢成家；表弟大學選填生物科技，兩兆雙星的前瞻產業，最後也放棄治療，轉行他就。我在台灣文學研究所讀著楊逵、陳映真與蔣渭水，也找了份工作，在新竹與桃園的產業總工會，學著協助工人維持工會的運作。或許是不自量力，但總希望微小的力量，多少影響嚴苛的環境。

有一天，那位在廟裡修行的同學來向我募款，他們要在山上蓋一尊巨大的、鍍金的神像。我捐了，因為那是他的夢想，而這個夢是他的現實與我的現實交會之處，我很珍惜，想支持他。那時候，我清楚意識到每個人各自的現實並不總是平行線，而會互相纏繞、互相扶持，有時也互相衝突。

譬如在勞資爭議的場合。在桃園市政府的調解會議上，我擔任某上市公司一位業務員的調解委員，資方認為他處理訂單的過程有問題，造成公司損失，開除他是正確的。勞方認為公司營運轉趨低迷，就挑小毛病逼退資深員工，節省人事成本。語言與意義交織著，各自不同的現實在會議室裡對撞，好像勝出的一方就能代表真實。資方代表揚言有種去法院告公司，不歡而散。

到底誰的現實能成為真實呢？幾天後，經理私下打電話給勞工，說公司願意付一筆幾十萬的和解金，但是你不能再跟產業總工會的人串連鬧事。業務員與我的協助關係結束了。我明白，沒有一個現實可以真正成為真實——兩個現實之對撞，只會產生第三個現實，然後是第四個，人生原來是現實無限孳生的鎖鏈，我困在裡面，奔跑沒有盡頭。真實永遠在他方，追趕不上。

這就是文學了。在鍍金的神像底下與桃園市政府的會議室裡，我同時看見了每個人各自的現實、交纏的鎖鏈，以及它們背後作用的巨大組織力——企業、工會、國家、宗教，那些吹動或吹破個人之泡泡的更廣闊的風。而那塑造了一顆又一顆反光的泡泡的行動，屬於真理與謊言的技藝。

我又想起郭哲佑當年的語言，文學表現真實，美學自有其客觀性——美或不美不只是主觀的感受，而存在著許多客觀的、可以用來預測讀者反應的規則。人們根據規則構造出意義，把意義組裝成各自擁有的現實，再在其中生存著、掙扎著、合作著、優勝劣汰著。而所有一再改變各項規則、從而整體性地改變了賽局的力量，都是浩浩湯湯、無有止息的大風。

但我也記住了，真實只能被表現，不能被確知。不可逼視的太陽在肩上閃耀，照亮我眼中的一切。真實不是現實，但其遙遠臨在，卻使眼前的輪廓清晰起來。

老關廠工人在台北車站臥軌的時候，我也站在急停的火車前。車頭燈描繪出我輩幽暗的側臉，月台上充斥著旅客「輾過去」的呼聲；各家媒體報導著，或者說工人欠錢不還，或者說勞權重要；勞委會早已打電話到工人家裡，說你家有人欠錢不還。無數盞鎂光燈閃著，人群湧動著，我在鐵軌上被各種聲音、語言、意義給淹沒，千百人不同的現實在車站裡對撞，各自成為彼此的一部分。

說到底，每個人所擁有的現實，巨大的組織力與時代風向所構造的每一個現實，其中何者更為真實？

那一瞬間我幡然悔悟，面對著過多的現實、難以消化的意義，竟使真實本身顯得荒涼，彷彿不存在一個正確的解釋。我之揀選意義所構築出來的自我，也同樣荒涼。當部份媒體生產著對工人極不友善的意義，我也曾根據副刊之給予肯定自己的存在——你的詩不錯，你寫作，所以你是詩人。

這並不是主張人該抗拒社會機制，因為人不可能在真空中構造意義。而是說，該對現實的構成方式有所警惕，更重要地，該與同胞們協商，因為我們都是彼此現實的構成因素之一。這一點，再次證明了我乃風中草芥，隨著時代動亂的風向，在熾熱太陽底下的荒漠、在楊逵時代所遺留的寫實主義的廢墟裡飄盪。

如果問我文學是什麼，我會引用杜甫：在真實世界無限荒涼的景物裡，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散落在各地、我親愛的朋友們，希望你們一切都好。


2019-09 於印刻文學19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