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綦轍低迴遍

——《全島總罷工：殖民地台灣工運史》後記


1. 反抗絕望

殖民地工運的內外在條件，和當代台灣自主工運已有極大差異，這導致當年許多戰略、戰術與操作幾乎不可能複製到今天。比如說，在《勞資爭議處理法》的框架下，聯合組織並沒有罷工權，因此，除非工人階級決定挑戰法體系，工運幾乎不可能重現「全島總罷工」。反之亦然，今天許多情況也不可能出現在當年，日本時代沒有「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保護被打壓的工會幹部，統治階級的鎮壓力道更遠超過今天。

對比今日相對成熟的「法治國家」，百年前台灣勞工所面對的叢林法則、民族歧視，彷彿一個陌生的異世界。那麼，殖民地台灣工運史對今天還能有什麼意義呢？

首先必須確立一個觀點——兩個時代工運的差異並非「質變」，而是同類物在不同社會經濟條件下的「變形」。戰後勞動三法的實施確實改變了工會生態與鬥爭手段，然而，由於現代國家與雇傭勞動持續存在，勞、資、政三方所做的事基本沒有改變。如果視此差異為「質變」，兩個時代交相參照的可能性將被關閉，其共通處亦無法得到解釋。如若不然，今日的台灣人方有可能從歷史裡得出一些教訓。

簡單舉例，《勞資爭議處理法》以冗長法定程序規範罷工權，同時也提供了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保護工會；《工會法》則在戒嚴時代消滅了跨廠場的產業工會，導致台灣勞工難以形成自為階級，然而，卻也提供法定會務假確保工會運作。在知曉台灣工人曾經發動全島總罷工，並藉跨廠場產業工會調度、配置全階級內部的資源以後，方才知曉那些被今日法體系所排除的「可能性」是什麼。保障和限制乃是一枚硬幣之兩面，勞動三法不只是保護勞工，更是國家用來馴化勞工，塑造其所願望之階級生態的治理工具。

對我而言，歷史演化、滄海桑田的教訓是某種「想像力」的結果，它教導人們，眼前所見一切牢不可破的現實，皆未必亙古不變、自然而然。

比如說，習慣了企業工會架構的今日台灣人，很難想像台北日華紡織會社的員工，會為一間遠在高雄的工廠發動罷工；習慣了《團體協約法》的架構，很難想像複數公司的資方跟複數公司的勞方進行集體協商，甚至由甲公司的工人跟乙公司的資方進行談判，進行某種交叉攻擊，以緩解廠場內勞資關係的打壓力道。

這些因為「失去歷史」所導致的「想像力匱乏」，其概要可以描述成——原來工運曾有人這樣搞，原來今天的現實並不是真正的現實。在兩個可能世界的對照下，自主工運自身的歷史定位可以重新出土。殖民地工運既是自主工運的他者與鏡像，也是構成了自主工運的自我的前提。

回頭認識殖民地台灣工運史，不只是重見台灣工人階級馴化以前的面孔，更是重新認識當代，重新認識那個通往未來的自己，而不是過去的自己——變革性的政治想像可以由此開啟。

譬如，解僱事件雖為權利事項，殖民地工人不上法院，直接罷工；罷工以前也不經調解，沒有什麼預告期、冷凍期，務必不讓資方和客戶有機會做準備；罷工糾察隊不只守護罷工封鎖線，更要巡狩廠區周遭村落，破壞公司徵才活動，瓦解替代性勞動力來源；一廠之內的勞工撐不過罷工斷薪，則由上級工會命令全島基層捐款援助，調度全階級之資源。所有這些操作與經驗，今天縱不太可能發生，卻足令人重啟政治想像中的「刀槍棍」。誠如從前曾茂興所言，刀法、槍法、棍法才是真正的勞動三法。

面對著無法撼動的巨大結構，人們往往只是陷入絕望，隨後，人們把絕望的內化稱為理想性的消滅。然而，無論用上多麼正義的理由，即便把自身最激進的行動給禁止了，終於拒絕去挑戰結構了，某種被徹底擊潰的挫敗感卻依舊保存下來——因為在絕望中放棄自己同樣不符合人性。可悲的是，這卻是資本主義現代性作用在勞動者身上的病徵，繁榮的城市裡行走著無數被掏空的靈魂。

對我而言，歷史正是人類被拋擲到此類絕望之地時，其中一種救贖方式。當它指出眼前的現實不是現實，作為主體的人遂得以變得更為現實，現實到足以在具體條件的限制中看見另個「異世界」，開啟行動與變革。在此意義上，殖民地台灣工運所處的可能世界從未消失，蔣渭水、連溫卿、蘇新、王萬得從未消失，民眾黨、老台共與台灣工人階級的政治化也未曾消失——他們不存在於過去，而是存在於未來。

歷史說，縱使凡存在的必然合理，但眼前合理的存在並不是必然。因此，歷史它反抗絕望。


2. 書寫歷史

《殖民地台灣工運史》乃是由我的碩士論文《殖民地時期台灣勞工抗爭史》改寫而成，主要是修正錯誤、增補文獻、清晰論點，又花費我三年工餘時間。最初的版本脫稿於2014年，正是三一八運動發生的時候，有時早上寫論文，晚上便到立法院外看朋友，在行政院外遭遇警察；數年後我已在桃園市產業總工會工作，分別對殖民地工運史進行了二度、三度的改寫，期間與2016年至2018年一系列罷工與抗爭共時。

本書在寫作的過程中得到許多的人幫助。首先要感謝吳密察、林欣宜、黃美娥三位教授費心跟我討論內容，指引方向。也感謝慈林教育基金會、國家藝術文化基金會、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以及前衛出版社、鄭清鴻學長，讓本書的寫作與出版成為可能。再者，則要感謝桃園市產業總工會與南亞電路板錦興廠企業工會對我的照顧，特別是南電工會第四屆理監事會與章秋雲秘書。

中央研究院的林文凱老師曾在《台灣學通訊》第105期〈昭和經濟危機下的台灣勞工運動（1927-1933）〉，以其經濟學專業給予我深刻提點，指出碩論版本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在此表達真誠的感謝。

值得對話的一點，林文凱老師提醒，今人應注意蔣渭水與連溫卿的史觀，兩人受限於工人革命政略，導致該史觀無法掌握當時經濟變化的全貌。這是確實的，人的觀點總會受到自身條件的限制，然而，他們的看法有另種特殊價值，因為它產生自當年基層勞工的真實困境，具體而微地呈現了工人奮鬥、突破的軌跡。

當年基層工運發展出來的史觀，如果要具備與時推進的、更廣泛的解釋力，它就需要被今人繼承與發展，否則，終究只能成為一個中斷的、破碎的傳統。如果沒有更多人在其中思索，該史觀與其中寄託的願望也僅僅是過去的歷史，而不是延續到今天的歷史。

一九二〇年代晚期曾有一群人，無懼於當權者的壓力，在各個工廠裡累積台灣勞工的自主力量，串上串下鬥不停，蔣渭水、連溫卿不過其中之二。今天，我也看到各式各樣的人在不同位置上努力，有人在各地工會裡勞心勞力；有人試著發展勞工的政治力量；有人提供法律、技術等各種資源；有人協助移工、非典與遭遇職災的更弱勢者爭取保障。

在我工作的南電工會裡，我也看見幹部們如何在日常生活裡維持一個四千人的工會繼續運轉，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大規模的虧損裡依舊爭到調薪，不景氣的時候擋下派遣制度，管理不當時有人介入喊停。沒有工會的一般受薪者很難想像，雇主那種時不時逼近的「軟土深掘」有可能被工會即時阻擋。這讓我相信，工會裡懸掛曾茂興當年題字的匾額「伸張正義」是有可能的。

回到《殖民地台灣工運史》的書寫上。由於本書的寫作目的為「重述被遺忘的歷史」，汲汲於呈現史料內容，因此，具有清楚的資料彙編或故事集之性質。在敘事結構上，本書並非如一般論文以問題意識為核心切入，相反，專注在整理、釐清各工運事件的來龍去脈，只因為先前沒人做過這份工作。

這種「羅列史料」的寫法，其好處是儘可能多地保存歷史記憶，然而，壞處則是難以呈現核心命題，以及問題意識容易模糊——當「拒絕遺忘」成為重點，那所有史料都是重點。巨大的資料量也導致本書無力進行理論性的探討，然而，相信在史料整理完畢後，往後的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社會運動家，將更有條件進行抽象工作，追問更深刻的問題。

本書只是一個基礎，只是彙整了過去工人運動留下的痕跡，期待後之來者更充分地運用這批資料，屆時，台灣史作為深藏的礦脈方能展露其真正價值。詩云，百年綦轍低迴遍，忍作空桑三宿看？是以為誌。


2019-04-19 完稿

有關工運政治化的一些想法

深夜裡想起一些歷史上的事，其實我不愛也不常寫這種東西，但現在在「介入政治」這個議題上，希望對某些雙重標準的問題作個釐清，大家能有一致的標準和路線。

「工運應該要介入政治」，這個命題應該不會有人反對。但是，現在是不是又一個「歷史時刻」，台灣勞工該對介入政治的方式、路線進行選擇？說到勞工參政或者「工運政治化」，我的同事王浩說過，台灣歷史上不外乎三種路線。

第一種，站在「主流政治」的對立面進行批判，但是不「進入」它。這種路線，90年代有個論述叫「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意即，勞工可能無法靠自己「成事」，但是能夠批判執政者，透過抗爭揭弊，令政黨輪替，「敗執政黨的事」。這是某種近似拉克勞「基進民主」的概念，工運抗爭掀開系統的「裂縫」，系統最後會縫合它，造成系統本身的某種改變。於是，工運成為永遠的挑戰者，永遠的體制改革的推動者。甚至，「嘴巴政治化」，但實際上對政治現實不採取任何實際行動介入改變，也屬於這個路線的範疇。

然而，其困境也是顯而易見的。當執政黨硬幹砍七天假、硬幹修惡勞基法，「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形式的工運，完全沒有抵抗國家惡劣行為的力量。去年11月，工鬥曾經有一篇文章，呼籲全國自主工運如果不發動全島規模的總罷工，根本不可能擋下賴清德與行政院主導的這一波勞基法修惡，然而，台灣工運顯然沒有這個實力。

第二種路線，跟既有政黨「合作」。這種路線，80、90年代也有過兩種論述。當年曾經有工運領袖主張，所有勞工加入民進黨，幾百萬勞工就是幾百萬票，再透過黨員大會的決議，能夠把黨「赤化」；也曾經有人主張某種「孵蛋理論」，在民進黨的上昇期介入其發展，讓民進黨變成勞工想要的樣子。現在回過頭看，這些理論都是錯誤的，事實上都失敗了，現在大權在握卻狂砍勞工權益的「新潮流」，就是90年代主張進入民進黨的工運派系。

第三種路線，組織勞工政黨，發展階級獨立的政治力量，這也是我所期待的。台灣史上，勞工走這條路的時候不多，20年代有老台共與民眾黨嘗試，80年代末則有台灣工黨，但都在幾年之內瞬間瓦解。除了資方以外，沒有人會反對勞工組織自己的政黨，然而，這裡的困境是，那個政黨該長成什麼樣子，也沒有人知道。

可以知道的是，勞工的政黨不會也不該是今天所有政黨的樣貌。任何看過「政治獻金數位化」那個網站的人，都知道為什麼民進黨那些立委會支持修惡勞基法。難道勞工的政黨也要用這種形式在國會裡運作嗎？如果我們不要，那勞工政黨應該要用什麼方式來運作？具體的組織形式到底為何？可惜80年代末期台灣工黨的經驗並沒有傳承下來，自主工運對於政黨與工會的關係，也缺乏想像力。

我要說的是，這裡，第一種「不進入主流政治」的路線是容易的。也是台灣工運一直以來的「習慣」，某種程度上，什麼都不做，不抗爭、不罷工、不戰鬥、跟官員好來好去，只要在議題上罵罵政府，就可以達成「不進入政治、永遠的批判者」的客觀效果。

至於第二與第三種路線，「跟既有政黨合作」與「勞工獨立的政治力量」這兩條路是互斥的、矛盾的。你不可能一邊幫民進黨或國民黨的立委候選人站台，一邊主張自己要醞釀某種「工黨」。我要強調的其實是這一點。

多年來，很多工運人士都曾經為選舉站台、為既有政黨背書，我所景仰的「串上串下鬥不停」、「擋下火車討公平」的曾茂興也去當了民進黨的國策顧問。事後諸葛可以說，那是為人做嫁，消解勞工的獨立政治力量。但我可以理解，在台灣勞工集體沒有清楚路線決斷的情況下，那只是政治化的諸多嘗試之一，不會是一種簡單刻板的「錯誤」或「背叛」。然而，今天如果全國自主工運已經做了共同決斷，要發展勞工自主獨立的政治力量，那麼，任何去站台的人，都是背離這個獨立路線。路線是不是已經被「抉擇」了，這是關鍵的差異點。而抉擇意味著責任。

解嚴前後發跡的自主工運，發展到今天已經三十年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顯然已經不夠用了，工運必須走向新階段，但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另一個需要抉擇的「歷史時刻」。我個人只是流向大海的一條河流，河裡的一顆小小水珠。

但是我知道，如果現在要進行路線的選擇，那就應該要用同樣的標準檢驗整個工運、檢驗所有的人。如果全國自主工運已經有共識，要朝著勞工政黨的方向走，那麼未來，工運就應該用這個標準，去檢驗所有為非勞工政黨的候選人站台的人，並且看清楚誰是真正站在基層，誰是脫離基層，誰在努力，誰在裝死。

如果自主工運沒有選擇這個獨立政治化的路線，那麼以後大家在批評歷史上的新潮流、紅燈派，甚至郭國文、潘世偉，甚至民進黨的時候，捫心自問是否只是透過「罵別人捧自己」，而對整體工運的進展毫無幫助。只是回到並且重複著前述第一種「不進入主流政治」的路線，甚至是其中最等而下之的「嘴巴政治化」。

又或者，如果現在並不是那個「歷史時刻」，沒有人需要做決斷，沒有人有責任，大家就一起重演歷史，一起當演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 但這樣不是很可惜嗎？


2018-01-17 於臉書

殖民地台灣工運簡史

簡史

回顧殖民地時期台灣勞工運動發展的軌跡，1927年4月高雄台灣鐵工所大罷工事件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歷史時刻。在此之前，台灣勞工與從事反殖民社會運動的知識份子處於兩相隔絕、互不往來的狀態，儘管分散於各地的工人已經歷過數十次的自發性罷工，卻少有「集體組織」被發展出來，無法為台灣勞工建立起全島性的關係網絡，無法作為一個「階級」團結起來。與此同時，島內的反殖民知識分子，儘管許多人已接受了當年風行於全世界的社會主義理論，台灣文化協會的工作卻依舊是以「文化、思想運動」為主流，尚未意識到基層群眾組織的重要性。

基於這份「勞工與知識分子之隔閡」的緣故，「高雄台灣鐵工所大罷工事件」作為1927年文化協會分裂以後，左派份子全島性基層組織工作之一環，其爆發正象徵著這小小島嶼上「工人階級自發性」與「知識分子自覺性」之匯流──它讓以「勞工身分」為認同的「階級意識」出現、讓全島工人致力於建設自己的工會、讓事件的參與者認識運動鬥爭的方法，更重要的，讓工人階級看見自己所具有的特殊力量。亦即，台灣勞工作為一個階級，掌握了全島工業的生產力，因而可以運用「罷工」的武器同資本、同日本殖民者的國家機器相對抗，為那佔了人口中絕大多數的勞動者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台灣勞工並且足以自成一股政治勢力，以社會運動的方法來影響整個社會。正如同當年蔣渭水那句有名的口號：「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

        高雄台灣鐵工所罷工的過程當中，在社會主義者連溫卿的倡議下，或許是受到1926年英國礦工總罷工的影響，單一工廠的罷工轉瞬演變成全島範圍的工廠工人「總罷工」行動。隨後，又演變為1927年度大規模的五一勞動節鬥爭──在這遍地開花的工潮當中，民營事業的勞工對上資方、國營事業的勞工對上國家，一場罷工連瑣造成另一場罷工，層出不窮的抗爭事件造成全島工人階級的組織化浪潮，工會組織如雨後春筍般生長出來。與此同時，台灣文化協會左傾以後，裂解成左右兩翼的島內反殖民知識分子，亦在這股工運浪潮當中拉攏各地勞工，增強各自的組織勢力。他們以不同的政治藍圖、實質的支援行動、以及運動的成果，樹立起己方的威信。不過，儘管左右兩翼運動者形成競爭態勢，至少在表面上，雙方仍維持著「無產階級共同戰線」，在基層工人組織之內同進同出。《臺灣民報》的評論者將這段時間稱為「勞動運動的黎明期」。

鐵工所大罷工之後則是勞工運動的「成熟期」。不同於鐵工所運動中尚且能在表面維持的「無產階級共同戰線」，左右兩翼工會系統發展到這個階段，已經壁壘分明。在當年社運的右翼方面，右派人士一脫離文化協會，就聯合了島內地主、資產階級等有經濟實力的人物，在1927年7月成立台灣史上第一個政黨「台灣民眾黨」，從而聲勢大漲。他們為運動中的工人提供了一套既有政黨推動政治主張、又有基層工會付諸實行的一整幅「改革願景」。加以同時期左翼份子紛紛入獄，台北蔣渭水、台南盧丙丁、基隆楊慶珍、台中廖進平等右翼組織者，於是在全島各地取得了工人運動的主導權，大大增強了右翼份子的影響力。直到1928年春天，勞工運動的右翼勢力，已得到約莫三十個新興工會的支持。從而在1928年2月19日，台灣島上全部的右翼工會團結起來，成立了台灣史上第一個跨產業的全島性工聯「台灣工友總聯盟」。 2月21日，右翼組織者又在民族主義的大原則之下團結在台中國移工，成立了「台北華僑總工會」。創造出「台灣民眾黨」、「台灣工友總聯盟」、「台北華僑總工會」三重組織相互提攜的運動態勢。

「台灣工友總聯盟」結成以後得到全島基層工人的廣泛支持，一路勢如破竹，在短短兩年之內成長到四十餘家基層工會、一萬餘名會員的全盛狀況。相較於左翼工會陷入內鬥，工友總聯盟以民族主義、組合主義（今譯工團主義）的精神，號召全島工人階級炮口一致對外，協調民族內部的階級矛盾，以便共同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自此以往，右翼組織者在全島各地領導基層工會進行勞資爭議，其組織狀態在1928年中段達到最高峰。當年度五一勞動節，工友總聯盟除了在各地發動大規模五一抗爭，更同時在全島範圍內操作六場罷工行動，可知其深厚實力。

其中最重要的兩個罷工事件，乃是「台南安平製鹽會社大罷工」與「高雄淺野洋灰大罷工」──前者象徵著國家機器決定採取大動作鎮壓工人階級，警察以「檢舉狂」的方式（黃師樵用語）濫捕濫訴罷工工人與組織者，有計畫地用司法機器打壓勞工運動；後者則是整個殖民地時期對峙力最強的一場罷工行動。以工人幹部黃賜為首的「高雄機械工友會」作為台灣工運的火車頭，乃是當年最有實力的基層工人組織，工友總聯盟與台灣民眾黨作為上級單位，更為洋灰工人引進了全島的社會資源作為後盾。然而，國家的暴力鎮壓卻讓這回罷工轉瞬落幕，罷工工人與組織者四十餘名被當局逮捕，並遭警方非法監禁長達七個月餘，才移送到法院（當時警察依法只有檢束罪犯一個月內的權限）。眼見國家機器決意「嚴辦」淺野大罷工的參與者，右翼人士最後只有靠民眾黨的力量去賄絡法官，才把身繫囹圄的運動者們挽救出來──淺野洋灰大罷工與隨後的司法審判，因而代表了殖民地時期台灣勞工運動在國家機器的暴力鎮壓下由盛轉衰的歷史關鍵點，宣告了勞工運動「成熟期」的結束。

在「台北華僑總工會」的組織脈絡，當年工運右翼的這條「民族主義戰線」始自1927年蔣渭水介入台北華僑洋服工友會的勞資爭議，隨後蔣氏將華僑洋服工友會改組為「華台洋服工友會」，試圖把中國移工與本島工人以同一個集體組織團結起來，從而緊隨工友總聯盟之後，右翼勢力成功地設立了「台北華僑總工會」。這民族主義戰線作為當年工運右翼的某種「理想」，確實有它落實到人間的時刻──1929年「台北木工工友會大木部」發動台北地區建築工人的大罷工，「華僑木工工友會」登時響應，於是台北城內不分本島、大陸籍的建築工人全面歇業，當局立即逮捕了華僑木工工友會會長鄭紀祥等一干核心工人幹部，並將他們遣返中國。由於殖民政府握有「遣返」大權，並將同為勞動者的本島工人與中國移工置於「勞動的分斷體制」之下，華僑與本島工人遂難以團結，經過了1929年台北建築工人罷工的大挫敗以後，華僑工人再也不敢站出來聲援本島工人，右翼的民族主義戰線就此瓦解。

就如同台灣工友總聯盟必須在南征北討、遍地狼煙的戰鬥中向廣大勞工群眾樹立起組織的威信，「台灣民眾黨」內部的勞工運動者也面臨了同樣的處境。勞資爭議由黨外的大環境延燒到黨內，蔣渭水等社會主義者與蔡培火等「資產階級的忠實同志」的關係，一如當年俗諺所云：「北水南火，水火不容」。先有勞工運動派與議會運動派的人事鬥爭、「社會主義原則」寫入黨綱的鬥爭，後有彭華英的辭職脫黨風波，彭華英更在媒體上詆毀全島工人階級與其運動者，造成民眾黨機關報《臺灣民報》上，社論文章對之口誅筆伐。凡此種種，都為蔣渭水、謝春木等民眾黨小資產階級核心幹部後來之進一步走向勞工運動、信賴工人組織的左傾未來埋下了伏筆。

至於在當年社會運動的左翼一側，繼之以1926年底直到1927年春天鐵工所罷工之際，所建立的全島性機械工會系統，左派嘗試以「產業別」為中心陸續建立起全島性的「工會聯合會」，成果包括台灣工友協助會在嘉義地區國營事業大罷工中建立的製材工會系統、台北印刷罷工中衍生出來的印刷工會系統，以及自由業為主的台北自由勞動者同盟。與此同時，也積極成立諸如彰化總工會、通霄總工會等以「地域」為中心的「地方總工會」。這些左翼工會系統並且在「工農聯合」的政治想像下協同全島農運中心「台灣農民組合」，成立「共同鬥爭委員會」，形成了「左翼工會」、「台灣農民組合」、「台灣文化協會」三者相互提攜的政治局面。可惜的是，因為隨後新竹事件、台南墓地事件中國家機器的暴力鎮壓，左翼運動者陸續遭逮捕入獄，從而導致了基層勞工、農民組織工作的頓挫。

如果單就左翼在工運方面組織工作的軌跡來討論，當「台灣工友總聯盟」組織工作的風聲傳播出來，文化協會連溫卿、機械工會聯合會陳總、台北自由勞動者聯盟胡柳生、台灣塗工會李規貞、台灣工友協助會薛玉虎等左翼組織者、工人幹部，也紛紛聯合起來，推動左翼的全島性「台灣總工會」的建設計畫。他們預計首先將各個產業別的工會聯合成「全島性產業別工會」，其次，將這些全島性產業別工會作為踏板，進一步聯合成「台灣總工會」，期同右翼工聯分庭抗禮。在「台灣總工會」的大計畫底下，1928年1月1日，左翼搶先工友總聯盟成立了台灣史上第一個全島性產業別工會「台灣機械工會聯合會」，其後「台灣製材工聯合會」、「台灣印刷工聯合會」、「台灣自由勞動者聯盟」、「台灣塗工會」（改組自台北塗工工友會）等全島性產業別、職業別組織逐一出現。然而，正當這些產職聯合會即將在更高層次聯合起來之時，左翼的「台灣總工會」計畫卻遭遇了頓挫。

1928年4月底，「台灣共產黨」於上海正式成立，黨內負責勞工運動的中央委員蔡孝乾、洪朝宗、莊春火三人在島內積極活動起來。他們的主旨在取消「台灣總工會」計畫，而以「全島勞動運動統一聯盟」取而代之。這背後的政治考量是──台灣總工會的成立將讓連溫卿一派人對左翼勞工運動的主導權更加鞏固，因而，他們打算透過「統一聯盟」政策與右翼工友總聯盟維持一種曖昧的關係，待到共產黨上大派進出之「台灣工友協助會」組織成長更為茁壯，再直接以「工友協助會系統」為中心，越過連派的「全島性產業別工會」，把「台灣總工會」建立起來。這樣，上大派便能在鬥倒連溫卿的同時取得全島左翼工運的領導權。共產黨上大派與連派工會組織者兩邊鬥爭的結果，「全島勞動運動統一聯盟」計畫成為左翼工人的內部共識，連派提倡的全島性總工會計畫無限期延宕。然而，上大派這「統一聯盟」，並沒有發揮預期的收攏右翼工人的效果，因為右翼工聯不但拒絕左翼工會的加盟，更開會決議，全面禁止會員工會加入工總聯以外的上級工會，再加上警察對左翼份子的暴力鎮壓，「全島勞動運動統一聯盟」還沒開始就一敗塗地。

連溫卿等人有見於上大派「統一聯盟」實踐之不可能性，不甘於自1927年以降發展起來的左翼工運陣地，就此自毀城池，於是另外推動了「全島工會臨時評議會」計畫。其主旨在於「即使搞不出全島性總工會，至少該把現有的左翼工會團結起來，建立穩定的共同組織」。正當上大派與工會派兩邊打得火熱，國家機器在1928下半年度「台南墓地事件」中對左翼份子的暴力鎮壓，卻打亂了左翼內部的所有規畫──蔡孝乾、洪朝宗相繼出逃大陸，連派工會組織者紛紛入獄，雙方的計畫都以失敗落空告終。隨後，共產黨中央雖然以「臨陣脫逃」的罪名開除了蔡孝乾、洪朝宗的黨籍，莊春火卻成為黨的勞動運動部長，沒有太多更積極的組織工作。連溫卿等則在出獄以後，運作文化協會的機器，動員文協成員支持「總工會」計畫，並且試圖建立「大眾黨」。可這一次，共產黨人已經全面掌握了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的主導權，並且動用日共、台共的黨機器聯合打擊連溫卿的派系──鬥爭之結果，從墓地事件直到1929年底，連溫卿、李規貞被鬥出文化協會，左翼旗下各個工會系統已分崩離析、再無法團結運作。

時序進入1930年，隨著世界經濟大恐慌蔓延到島嶼之內，帝國主義與民族內部的各路資產階級，為了將利潤的損失轉嫁到勞工身上，維持企業的生產組織於不墜，紛紛採用裁員、縮短工時、降低工資等等，限縮生產、節制勞動成本的「產業合理化」措施。台灣勞工在資本的總侵略之下紛紛起身反抗，從而喚醒新一波的工潮。同時，國家機器為了維持社會的「穩定」，對工人、農民、無產市民驟長的社會運動，進行了大規模鎮暴，島嶼上的勞工運動自此方在真正的意義上，步入《臺灣民報》所謂的「受難期」。

隨著經濟大恐慌時期全島階級鬥爭的普遍激化，繼1927年台灣反殖民社會運動陣營的左右分裂以後，台灣民眾黨在1930年再度分裂為「右中之左」與「右中之右」，這事情的導火線是蔡培火、彭華英等資產階級勢力為了與「台灣工友總聯盟」在黨內的代表蔣渭水一派人相對抗，另外成立了一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兩派傾軋的結果，資產階級同路人全部被民眾黨的左派中央開除了黨籍。在民眾黨內部的這一波階級鬥爭當中，蔣渭水、謝春木、盧丙丁等黨幹部終於認清了所謂「進步性民族資產階級」為了維護自身在經濟上的利益，恐怕不是合作的好對象。他們對外聲明「現在的社會已不是依靠有產者的時代」，這份認識導致了台灣民眾黨的進一步左傾──在社會主義者蔣渭水的大力推動之下，民眾黨全黨通過了「捍衛工農利益」、「民主集中制」、「尋求與世界弱少民族解放運動相提攜」等等的左傾綱領，然而，就在新綱領表決通過的黨員大會上，日本警察宣布了「政治結社台灣民眾黨即刻解散」的命令，台灣人第一個政黨於是歸於消滅。

國家機器的大動作鎮壓，導致勞工運動中的右翼人士更進一步左傾。社運明星蔣渭水、謝春木、陳其昌三人對外宣布舊民眾黨中央將不再籌組「合法政黨」，相反，希望舊黨員用盡全力培植基層工農群眾組織。他們基於固有的「玉碎主義」思想，提出了「工人加入工友會、農民加入農民協會、無產市民及一切被壓迫民眾組織平民同盟」的「三角戰略」新政治藍圖，並且矢言採用「列寧主義」清算過去的錯誤，進而重新規定了台灣工友總聯盟未來的發展方向。舊民眾黨左翼自覺為弱少民族工農大眾「世界革命」之一環，一方面聲明將試圖在島嶼之外尋求全世界革命同志的互相提攜，另一方面，也在島嶼之內傾全力發展基層工農組織。1931年五一勞動節鬥爭爆發前夕，蔣渭水等右翼工人組織者終於跟台灣共產黨攜手，建立了「五一勞動節共同鬥爭委員會」，至此，1927年高雄台灣鐵工所工潮以後久已崩壞的「無產階級共同戰線」，重新建立起來。

在當年社會運動的左翼方面，由於台灣共產黨中央早期錯誤的勞工政策，連溫卿時代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左翼工會組織已經一蹶不振，「全島勞動運動統一聯盟」的戰術在國家與右派的雙重夾擊之下毫無效果，這引發了島內左翼運動者與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對台灣共產黨的批判。首先，第三國際曾透過中國共產黨給台共「善意的建議」；其次，台灣共產黨書記長林木順承接日本共產黨的指令，以1928年十一月指令與1929年二月指令連續兩次批判島內的黨中央「取消全島性總工會」政策之不當，結果，林木順被謝雪紅撤銷了書記長的位置；第三，在第三國際東方局翁澤生、潘欽信的協助之下，台灣島內深入基層運動組織的黨員，包括農組系的趙港、陳德興、文協系的吳拱照、工會系的王萬得、蘇新、蕭來福聯合起來，在1930年底「松山會議」上提出他們對黨中央的運動消極性的質疑，並且建立了共產黨內部的「改革同盟」，以對抗謝雪紅一派人的做事方式。這裡必須特別指出一點，共產黨人根據第三國際中央的斯大林主義「第三期理論」作為認識論的前提，將台灣社會的經濟大恐慌視為工人階級「世界革命」高潮的前奏，因而刻不容緩地重啟島內的左翼勞工運動，重新把連溫卿1928年在不同意義上主張過的「台灣總工會」與「全島性產業別工會」計畫提到最優先處理地位，自此以往，礦山工會籌備會、運輸工會籌備會、印刷工會籌備會、台灣總工會籌備會等工作計畫陸續在蘇新、莊守、王萬得等黨員組織者的推動下開展出來。

然而，就在上述工會籌備會紛紛成功設立，共產黨、舊民眾黨兩派社會主義者合流為「共同鬥爭委員會」的時候，台灣農民組合核心幹部趙港在一次與警察的遭遇中無意識地向國家暴露了共產黨組織的存在，因此引發了橫貫1931全年度的「台共大檢舉」，左翼的工會組織、政黨組織在這一波大規模鎮壓中幾乎全數歸於消滅。在左翼勢力盡皆滅亡的情況下，共同鬥爭委員會中的舊民眾黨勢力只有自立自強──1931下半年度爆發了全島歷史最悠久、鬥爭經驗最豐富的基層本島人工會組織「台北印刷從業員組合」大罷工，然而，社會運動圈只剩下台灣工友總聯盟傾全力應援。就在罷工的過程中，被右派譽為「台灣人救主」的蔣渭水因病而死；謝春木與陳其昌等核心幹部，在國家鎮暴的大壓力中遠走中國，計畫從中國革命中汲取力量來解放台灣；台北印刷從業員組合在資方與國家的聯手進擊之下一敗塗地，組織瓦解。台灣工友總聯盟也因為這最後一次「大罷工」的失敗，從此抬不起頭來。

1932年，南部工人運動的頭兄、工友總聯盟台南區的組織者盧丙丁被國家暴力監禁到迴龍「樂生療養院」，從此與世隔絕、不知所蹤；同一時期左翼「台灣工友協助會」組織遭到警方破壞，核心工會頭人薛玉虎病死獄中，工人幹部陳承家等則被以「搶銀行」、「火車上施放毒氣」等莫名其妙的罪名關入大牢；碩果僅存的工友總聯盟在孤立無援、法西斯主義化的社會大環境下，已經無所作為。一直到1939年，工總聯台南區宣布變賣工會財產，向殖民政府奉上「國防獻金」；過了1940年，島內報紙上再見不到勞工運動的相關消息──1920年代後半自台灣鐵工所大罷工以來千辛萬苦發展起來的台灣勞工運動，至此已被軍國主義化的大環境窒息。

       

幾個不同觀點

在釐清了殖民地時期勞工運動的發展脈絡以後，這裡將本書的發現首先歸納為如下幾點：

        首先，殖民地時期的勞工運動並不如同《台灣社會運動史》／〈警察沿革誌〉的「煽動敘事」所設想的，全部是由民族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煽動」出來的。因為基層工人組織內部存在著一套「工人民主」的運作機制，不論是工會幹部、組織工作者、工會顧問，都必須以「選舉」的方式得到工會最高權力機關「大會」的認可，因此，台灣勞工可以經由民主機制去依照自己的經驗決定自己的「領導者」與「運動路線」。這裡有一個例子是1927年台北印刷工罷工之中，工會方面原本推舉民族主義者蔣渭水擔任顧問，然而，由於右派人士與資方的妥協造成了基層工人的憤怒，一部分工人脫離了右派掌握的工會，另外選舉出一位「日本人」樋口氏擔任委員長，並且加入了左翼的陣營。這個例子說明了，在工人民主的範圍以內，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並不是單方面的「煽動」，而是一種基於工會內部權力架構的特殊民主主義「交互作用」──托洛茨基在《俄國革命史》中用一個比喻很巧妙地表達了組織內部這種互為主體的關係：「領袖們在革命過程中，並不是一個獨立的但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沒有一個領導組織，那末群眾底力量將和不導入活塞箱去的蒸汽一樣地消散。然而把事變向前推進的卻畢竟不是活塞或箱子，而是蒸汽。[1]」

        其次，蔣渭水與台灣民眾黨在「左右光譜」上向來被定位為中間偏左，因為它們聯合了民族資產階級，然而，本文指出這種印象並不夠準確。與其說中間偏左，不如說是「向左滑動」作為一種左傾中派主義，它背後作功的動力來源是黨內「勞工運動派」與「議會運動派」的對立與鬥爭，而不是兩者的聯合。與此同時，民眾黨這份左傾並不是社運明星之間標新立異的「主義遊戲」，它的運動乃是社會力「由下而上」對這個階級聯盟的政黨架構的浸透──先是由於台灣工友總聯盟所屬基層工會在社會上的活躍，經由內部某種程度受限的「工人民主」，影響了作為工會組者的蔣渭水等民眾黨員，而後方有了一連串黨內的人事與路線衝突。從這個角度來看，基層工人受到右翼組織者的影響而有了民族主義傾向，蔣渭水等社運明星同樣受到工人集體的影響，而發生了「自我改造」的左傾心理過程，這樣一種「民主的交互作用」引發了巨大的能量，使得台灣勞工運動從社會基層向上發展，衝破了民族資產階級對於台灣民眾黨黨組織的掌控。當台灣勞工運動取得民眾黨政治路線的主導權，歷史經由蔣渭水之手在黨內確立了「以農工階級為中心的民族運動」，台灣勞工巨大的集體能量便從黨組織的內部逆轉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權力位階──這一回不再是資方來領導勞工，而是勞工運動透過黨的民主機制來領導資方了。這樣，民族資產階級的脫黨就成為歷史的必然，就如同本文引述過當年議會派運動者的那句至理名言：「你們花錢找自己死，真是天下的大傻瓜！」

        第三，台灣工友總聯盟事實上沒有因為民眾黨的解散停止運作，相反地它變得更為左傾，標舉了基層組織「三角戰略」以及「列寧主義」，在「共同鬥爭委員會」內與共產黨系的左翼勢力合作，從此脫離了向來獨立運作的狀態。從這個角度來看，真正象徵著當年台灣勞工運動右翼的衰落的歷史事件，並不是民眾黨解散、亦非蔣渭水死亡，而是在共同鬥爭委員會中左派被消滅殆盡以後，那一回1931年秋天台北印刷從業員組合所發動的大罷工，因為這是國家機器暴壓與全島工運實力的最後一次「真劍勝負[2]」。台北印刷從業員組合大罷工失敗以後，20年代以來台灣勞工運動碩果僅存的工友總聯盟才出現了欲振乏力的徵兆，此後歷年的五一勞動節只能開開茶會，再沒有大規模鬥爭行動。最終，到了1930年代晚期更可以進一步觀察到，曾經不屈不撓的工運份子楊慶珍與陳天順，在軍國主義與世界帝國主義戰爭的絕望前景中向國家機器繳械投降。

        第四，殖民地時期台灣勞工運動左翼勢力的內部運作狀況從來沒有被好好清理，這本論文發現，左翼工會系統在「連溫卿時代」與「共產黨時代」之間存在著「組織上的斷裂」，共產黨人雖然依舊與高雄台灣鐵工所大罷工以來建設的左翼工會保持聯繫，卻沒有實質的影響力。除了國家與右翼運動者客觀上的聯合打壓，這主要是因為謝雪紅時期共產黨人「全島勞動運動統一聯盟」的戰略失誤，導致左翼工會內鬥，基層工會很難繼續信任共產黨組織者的緣故，如此一來，共產黨實質掌握的基層工會只有蘇新、蕭來福、莊守、王萬得等黨員憑其堅定意志從頭搞起來的新生工人組織，且全部還在「籌備會」階段。因此，當台灣工友總盟取得了全島勞工運動的領導權，舊左翼工會系統內部呈現一盤散沙的狀態，其與新左翼工會之間的關係同樣是一盤散沙──左翼無法團結的這種狀態一直到1931年共產黨勢力與舊民眾黨勢力聯合為「共同鬥爭委員會」時才被打破，該委員會裡除了有共產黨人領導的工會、文化協會、農組以及舊民眾黨人領導的工總聯，更包括了舊左翼工會原已被「驅逐」的工人幹部李規貞。

        第五，殖民地時期台灣勞工運動的左翼勢力，其在工會組織工作的最重要脈絡其實是以「左翼全島總工會」的政治藍圖為中心線索。這裡有幾個歷史關鍵點──首先是1928年左右兩翼的「全島性工聯」結成計畫之爭；再來是同年度連溫卿「總工會計畫」與上大派「統一聯盟計畫」之爭，延續為連溫卿「評議會計畫」與連明燈等基層工會之爭；再來是共產黨內部「總工會計畫」推動與否的爭議，這促成了書記長林木順被撤銷職務，以及松山會議與改革同盟的出現；最後，在1931年的「共同鬥爭委員會」裡，「總工會」與「統一聯盟」兩大計畫終於達成其「辯證統一」，回到1928年台共《政治大綱》所規定的路線上，這意思是說──在左翼勢力以全島性總工會為陣地的情況下，用共同鬥爭委員會的組織形式聯合右翼工人，成立地方評議會，再向上串聯成「全島勞動運動統一聯盟」。這裡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是，那打一開始就照《政治大綱》所規定的去做不就得了？何必繞這麼多彎路？本文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乃是根據連溫卿的觀點──上大派蔡孝乾等的機會主義傾向、以及謝雪紅時期黨中央與小資產階級聯合的慾望，二者綜合起來，造成了「總工會」與「統一聯盟」在觀念上的對立，最後因為台灣共產黨人不分宗派的努力，才在勞工運動的實踐中重新把觀念統一起來。

幾個方向

        那麼，在回顧了這本書對於殖民地時期勞工運動史的研究成果以後，接下來將針對這裡未及處理、或者尚待深入探究的幾個議題面向，進行初步的闡釋：

        首先，在殖民地台灣勞工運動以其固有的「對抗或改造資本主義」的傾向，在其實踐過程中冒出了許多「工友工廠」，這是一件頗為神奇的事情，因為從世界勞工運動史的角度來看，不論工會、工聯或政黨等集體組織都是工人階級「自發性」的產物，然而，工友工廠這類「合作社」的組織並非如此，最早的合作社是在英國社會主義者歐文、法國的聖西門、傅立葉等人的倡議下發展起來的，在台灣，這種東西卻被工人運動廣泛地接受，當然，這是發展不平衡規律的結果，可這規律太過抽象不足以說明其細節。如同本文曾在第二章裡提過的，在高雄工友鐵工所罷工發生以前，早期的參與運動塌塌米師傅們就曾經在罷工以後脫離公司，自產自銷。然而，真正具有象徵性意義的「工友工廠」依舊是鐵工所罷工末期產生的「明德工程局」或曰「高雄工友鐵工所」，因為黃賜等工會幹部在〈明德工程局宣言〉裡正式提出了以「勞資協調的精神」取代「資本主義」的觀念，從而在工友工廠的章程裡明文規定了「投資而未勞動者，或者勞動而未投資者，不得置喙工廠營運之事」這種，從制度面去限縮資本對於勞動的宰制的辦法，這讓高雄工友鐵工所具備了一種在殖民地資本主義大環境下搞小規模社會實驗的「空想社會主義」性質。在高雄罷工的起頭作用之下，可以觀察到，後來許許多多的右翼工會都在罷工中創立了這種合作社，譬如說，台北華僑洋服工友會、基隆洋服工友會、新竹木工工友會等等不一而足。

「工友工廠」這種東西同時具備著進步性與反動性的兩副面孔，首先，它可以用來訓練運動中的勞工的「自我管理」，讓他們明白工人階級本可以在不依靠資方的情況下維持社會生產，這是身體感覺的社會主義學校；然而，它同樣可以用來把革命性的運動工人綁回資本主義的既存結構，只要把「會員大會」轉變成「股東大會」就行，因為再怎麼樣內部搞共產主義的合作社，對外都必須接受資本主義的價值規律，從而在市場上競爭廝殺，大環境的不利將使得以利潤為中心思考方式在根本意義上優先於互助共享的精神。從今天的角度回望，老實說，對於這些「工友工廠」的發展情況依舊所知甚少，它們內部狀況如何？能否堅持下來？遭遇過甚麼困難？是否最終轉變為資本主義企業？所有這些問題一點頭緒也沒有，與此同時，工友鐵工所中的這一大群台灣版的聖西門傅立葉，他們的經驗與教訓全部沒有保存下來，不得不說這是件遺憾的事。

其次，本書雖然整理了殖民地時期工人組織發展的軌跡，然而，不得不說受限於資料匱乏，對於基層工會運作方式的理解並不全面、亦不深入，比較知道的只有他們在勞資爭議、運動過程中所做出的行動與反應，這是本文著力於運用新聞紙資料的必然後果。今天的地方工會組織存在著定期或臨時的理監事會、常務理事會、會員大會等等運作架構，然而，對於殖民地時期基層組織的這類運作方式，除了台灣工友總聯盟因為留下了章程，大致還可以了解，其餘的工人組織運作方式則完全一無所知──他們是否和今天一樣有著定期會與臨時會的分別？他們的大會怎麼開？這些都有待更多新出土的資料來說明。

另一方面，在組織章程所規定的範圍以外，殖民地時期工會內部的集體生活長成甚麼樣子？我們知道，日本人主導的台北大工組合曾經以公積金的方式，確保會員醫療喪葬、返回內地時的必要金錢花費。台南總工會則在盧丙丁的倡議之下成立了「弔慰部」，由於當年婚喪喜慶花費不貲，他們將慶弔道具收歸工會財產，以低廉的價格出借給工會會員與一般市民使用，同時回收少許金錢累積工會基金。台南總工會亦曾經對一般市民舉辦「大懇親會」，會上除了辦桌讓購票入場的市民吃吃喝喝，同時也播放電影、開催演講會，聯合社運團體、文化團體的劇團、樂團，將娛樂與教育同時提供給市民大眾。從這些事情可以知道，事實上，當年的工會組織內部亦存在著多采多姿的集體生活，然而，今天依舊所知甚少。如果未來的研究者依據更深厚的資料進一步探討當年工運內部的集體生活，我們方有可能在社會運動的菁英以外，得知會員群眾的人際網絡、動員網絡、階級互動，乃至於反資本主義的運動性工會與殖民地資本主義社會之間，到底存在著怎樣一種關係，其背後的辯證法究竟為何？

第三，這本論文尚且無力為殖民地時期勞工運動內部的「培力」機制畫出一幅完整的圖像。本文已經追蹤出當年工會裡的知識份子組織工作者、乃至於後來的台灣共產黨人，絕大多數都是「社會問題研究會」、「台北青年體育會」等等組織培養出來的；黃賜、陳天順等等工人幹部出身的勞工領袖，則是從基層工人鬥爭中取得運動經驗、群眾基礎，從而上升到全島性工聯內部的政治性位置。然而，凡此種種運動者的生產機制，其更進一步的圖像卻依然不夠完整，有待來者釐清。事實上，當時不分左翼右翼的工運團體都有其「外圍組織」，民眾黨系擁有遍布各地的「勞動青年會」，文協系則是「無產青年會」──這些階級性不那麼強烈、用來吸引一般學生與市民的外圍組織，為殖民地時期的台灣勞工運動培養出一整個世代的組織者、運動者、文學家、哲學家。舉幾個例子，1930年紅極一時的「反普運動」高舉破除迷信的招牌，正是由「勞動青年會」中的青年文化運動者發動的；台南那位有名的「馬克思主義佛學家」林秋梧，早先亦是在「赤崁勞動青年會」裡頭搞文化運動，他出家時震動了台灣社運圈，人稱「馬克思進文廟」，引起不小的騷動。除了這些一般性的組織，當年在基層工會內部同樣進行著各種各樣的勞工培力，譬如說，透過讀書會、研究會、讀報社、識字班等等方式，聘請社會運動家或者各種「青年會」裡頭的知識份子，與工人一起研究勞動權益、法律規章、世界知識、文史哲學，乃至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在這個意義上，工運組織的培力工作同樣扛起了一種掃除文盲、發明文化、破除迷信、訓練民主的現代化任務，只不過走的並非是資本主義路線。在這本論文釐清了工運組織的發展脈絡以後，未來的研究者如欲進行這部分的研究工作，相信多少可以省力一些。

第四，殖民地時期的台灣勞工運動事實上是這「掐頭去尾的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之一個環節。在右翼一側，台灣民眾黨與工友總聯盟的組織構造，乃是蔣渭水根據聯俄容共時期的「中國國民黨」以及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南京總工會」章程，從中打造出來的，而後兩者根源於當時第三國際中央斯大林主義的「階級聯盟」政策，因此，右翼的「全民運動」與「民族主義」不論在其組織層次或思想層次都有著「國際根源」。在左翼一側，連溫卿與共產黨同樣深受日本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經驗的影響，規定了台共任務的《政治大綱》本身就是日共中央委員渡邊政之輔對1928年以前日本經驗的總結。與此同時，第三國際的斯大林主義同樣對台灣共產黨有著根本性的影響，1928年9月國際確立「第三期理論」取代了早期的「階級聯盟」，這樣從極右到極左的「大搖擺」，造成了島內共產黨人根據「第三期理論」對謝雪紅的「階級聯盟」傾向進行清算，並且加快了組織工作的步伐。從這個角度來看，殖民地時期台灣勞工運動從捍衛基層工人日常利益的「自發性經濟鬥爭」出發，逐步向上形成了工會、工聯等集體組織，同時經由「政黨」與「國際」的中介，向上連接到「世界革命」──上級單位與基層組織形成一種「生動的交互作用」，從而在「經濟鬥爭」中拉出了不可思議的政治高度。

這一點即使在當年工運參與者的主觀意識裡頭亦然。別忘了，左傾以後的台灣民眾黨曾公開宣言欲尋求「國際組織」的支持，與「世界弱少民族解放運動」相提攜；左派更是自覺地從斯大林主義「第三期理論」出發，將台灣島內的經濟大恐慌視為「世界資本主義矛盾總爆發」的症候，並以「蘇聯第一個五年計畫」的成功象徵著社會主義經濟的興起，預言「世界革命高潮」的到來。這樣就很清楚了，不論從客觀或主觀的層次來說，殖民地時期台灣勞工運動都是「世界革命」的一個環節，在這份意義上，如果未來的研究者可以從托洛茨基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角度出發，綜述台灣勞工運動與世界革命的交互作用，那麼，對於「冷戰結構」的清算、對於作為「世界工人運動低谷」的當下時代的反身性理解、以及對於相對於「資產階級民主」的另外一種民主追求──倘若能釐清這些「我們從哪裡來？該往何處去？」的大問題，必將是歷史上莫大的貢獻。

蔣渭水曾經為五一勞動節作過一首自創歌曲，寫出了一個世代台灣勞工的願景，這首歌在當年被日本警察課以行政處分。其歌詞是這樣寫的：

美哉世界自由明星

拚我熱血為他犧牲

要把非理制度一切消除盡清

記取五一良辰

旌旗飛舞走上光明路

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不分貧賤富貴責任依一互助

願大家努力一起猛進[3]

在那幾年間島嶼上風起雲湧的五一勞動節鬥爭裡，在港都高雄的工友會會館、在大雨淋漓的豐原街道、在台北街頭與日本警察的肉身搏擊當中，這首歌曾經在全島各地，被團結於台灣工友總聯盟旗幟下的勞工們傳唱，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不分貧富貴賤責任全依互助，這樣一種以分享的精神為大前提，追求全體民眾富足安樂的「新社會之夢」，但願不致化作歷史上轉瞬消逝的過眼雲煙──在這條旌旗飛揚的「光明路」上，願大家努力一起猛進！

---

[1] 見托洛茨基著，王凡西譯《俄國革命史》第一卷（上海：春燕出版社，1941），頁19。

[2] 日文裡「認真地對決、比賽」的意思。簡炯仁曾說，日本警察之所以解散民眾黨，因為懼怕左傾後的民眾黨以「民族鬥爭混合階級鬥爭」作為發展路線，簡氏亦稱此種路線為「真劍的民族解放運動」。見簡炯仁，《台灣民眾黨》（台北縣板橋市：稻鄉，1991），頁223-224。

[3] 見蔣渭水著，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增訂版》下冊（台北：海峽學術，2005），頁738。